一、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地下斗爭

    1．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早期組織及其活動

    "五四"運動以后，許多在外地學習的甘肅藉學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回到家鄉開展革命活動，他們中間如榆中的張一悟、臨夏的胡廷珍、寧縣的王孝錫和崇信的保至善等，以后都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其中回首最早的是張一悟。張一悟曾先后在北京、武昌等地讀書，得到李大釗、惲代英的幫助和教育，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積極投身革命。公元 1922年回到甘肅，先后在蘭州、武威等地教書，利用課堂向學生介紹《新青年》，宣傳馬克思主義社會觀。公元 1924年張一悟參加中國共產黨，是甘肅最早的共產黨員。

    公元 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自己的部隊改稱為"國民軍"，并在所屬各師設立政治部。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根據中共"三大"關于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和馮玉祥的要求，于公元1925年夏，從上海、江蘇、浙江等地抽調一批共產黨員，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到馮玉祥國民軍中幫助開展工作。是年10月，馮玉祥部暫編第2師師長劉郁芬代理甘肅督辦，共產黨員宣俠父、錢 泉等隨軍來到蘭州，與張一悟一起積極著手創建黨的組織。

    公元1925年12月，經中共北方區委批準，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在蘭州成立。書記張一悟，委員宣俠父、錢 泉，有黨、團員共30多人。這個特別支部是甘肅最早的中國共產黨組織。特支成立后，圍繞建立統一戰線，實行國共合作，加速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步伐的任務，開展了一系列工作。

    宣俠父、錢 泉根據中共北方區委的指示和國民軍政治部的安排，參加了國民黨甘肅省黨部的工作。省黨部內成份繁雜，斗爭激烈。中共甘肅特支團結、發展國民黨左派力量，打擊右派勢力，相繼建立了蘭州和部分縣的國民黨基層組織，為建立甘肅的革命統一戰線打開了局面。特支的共產黨員還利用國民黨員的公開身份和合法地位，在軍隊、機關、學校發表演講，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宣傳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義；組織出售進步書刊，創辦進步刊物，揭露帝國主義侵華罪行；號召民眾組織起來，開展反帝反封建斗爭；積極發展中共黨員，壯大黨的組織。公元 1926年春，甘肅特支首先發展了蘭州一中教員王陶、國民軍政治工作人員賈宗周、邱紀民、李印平等一批共產黨員。宣俠父還利用在蘭州開辦政治訓練班的機會，招收了一批革命青年加以培養，學習班結束時有28名青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公元1923年，西寧鎮守使馬麒為擴充勢力，掠奪經濟，派兵強占了夏河藏民宗教、政治、文化的活動中心拉卜楞寺，迫使五世嘉木樣出走，激起藏族同胞強烈反抗。公元1925年，黃正清以拉卜楞寺教區總代表的身份兩次赴蘭呼吁各界支持。在中共甘肅特支的幫助下，公元1926年春成立了"藏民文化促進會"，宣俠父幫助黃正清起草了《甘邊藏民泣訴國人書》，向全社會揭露和控訴馬麒的暴行。宣俠父和賈宗周還先后赴甘南草原發動民眾，幫助成立了"甘青藏民大同盟"。在各方的不斷努力下，終于在公元 1927年春，促成了拉卜楞事件的和平解決，迫使馬麒駐軍從甘南撤出。

    在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同時，國民黨右翼勢力及封建余孽卻在為篡奪革命果實而四處奔走。對此，中共甘肅特支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公元1927年2月4日，在中共甘肅特支的精心組織下，張一悟、錢 泉等聯合國民黨左派力量，借在蘭州皖江會館召開國民黨員聯誼會之機，揭露了以田昆山為首的國民黨右派面目，經過民主選舉，改組了國民黨甘肅省黨部。共產黨員王陶、錢 泉、李印平、邱紀民、韓志惠、閻可選及左派國民黨員延國符、丁益三等被選為省黨部執行委員，使國民黨甘肅省黨部的領導權基本上掌握在共產黨員和左派國民黨員手中。"皖江會館事件"后，國民黨右派向馮玉祥誣告，挑撥離間。錢 泉、延國符被"押解赴陜"，迫使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停止活動。

    公元 1927年 3月，中共陜甘區委決定重建甘肅黨組織，恢復黨在甘肅的活動。時逢馮玉祥準備派員調查"皖江會館事件"，整理甘肅黨務。共產黨員劉伯堅（時任國民軍總政治部主任）經與陜甘區委聯系，借機派共產黨員胡廷珍、馬凌山、保至善、王孝錫以整理甘肅黨務的公開身份來甘，建立了中共蘭州特別支部（書記胡廷珍）。接著又建立了中共導河特別支部（負責人李印平）、中共平涼特別支部（書記吳天長）。中共蘭州特支在幫助國民黨整理和發展黨務的同時，秘密發展黨員，使甘肅的共產黨員很快發展到40多人，并在蘭州等地相繼建立了共青團、青年社和工會、農會、婦女會等群眾組織，促進了反帝反封建斗爭的發展。

    2．甘肅各地的武裝暴動

    公元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公開背叛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中共陜西省委派出一批共產黨員打入陜甘寧各省的地方武裝和國民黨駐軍，從事兵運工作，去"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

    從公元1932年4月到1933年4月，中國共產黨先后在甘肅各地國民黨駐軍中發動了10多次武裝暴動。其中有劉林甫、習仲勛領導的"兩當兵暴"，謝子長、焦唯熾、張東皎、王儒林組織領導的"靖遠兵暴"，楊林、高鵬飛領導的"西華池兵暴"，共產黨員石慶德、盧松軒和進步軍官趙丕烈發動的"巉口兵暴"、李艮、李華鋒組織領導的"蒿店兵暴"等。

    為適應各地武裝暴動蓬勃發展的形勢，公元 1932年 11月，中共陜西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創建陜甘新蘇區的決議，派吳鴻賓、王建三到蘭州組建首寧青特區委員會。12月，中共甘寧青特委在蘭州成立，吳鴻賓任書記，孫作賓任軍委書記。特委成立后，把開展武裝斗爭繼續作為甘肅工作的重點，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加強對兵運工作的領導。派共產黨員王儒林以"招募專員"的合法身份，前往靖遠串聯第一次兵暴失敗后分散在各地的戰士，于公元1933年3月在靖遠建立了西北抗日義勇軍，隊伍發展到三四百人。為了建立以靖遠為中心的甘北根據地，以期與陜甘邊打成一片，甘寧青特委決定在蘭州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兵暴。但由于組織不力，4月初，僅由賀晉年等在蘭州水北門守軍中拉出一個排，在皋蘭與抗日義勇軍會合后編為一個大隊。是月下旬。這個大隊被馬鴻賓、馬步青、馬鴻逵組成的"三省聯軍"，圍擊于皋蘭縣紅砂現一帶，近300名戰士英勇犧牲。

    這一時期，在中共陜西省委領導下，還于公元1932年4月13日，在涇川的鳳翔路口發動了"撞關行營附設干部教導隊"部分學員的暴動；公元1932年8月，發動了駐天水的陜西警備師學兵連的暴動，但都失敗了。
中國共產黨在甘肅領導的這些兵暴，由于受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對當時國際國內的形勢缺乏正確估計，對全國革命的不平衡性認識不足。在行動上存在盲動主義，在組織上搞關門主義，加之缺乏城鄉工作的配合和廣大群眾的有力支持，形成孤軍作戰，所以大都失敗了。但這些活動播下了革命的火種，鍛煉出了一大批軍事、政治骨干，推動了西北地區革命運動的深人發展，其作用和影響遠遠超過了兵暴的目的和范圍。

    3．國民黨政府"清共"及共產黨人的斗爭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馮玉祥與汪精衛、蔣介石分別在鄭州、徐州舉行會議，公開主張"寧漢合作"，共同反共。接著，馮所部劉郁芬下令解散國民聯軍中的共產黨組織，并成立"甘肅省清黨委員會"，極力偵破中共黨組織，搜捕迫害共產黨員，禁止出版和銷售進步書刊，并向各縣發出"緝查"、"肅清"、"防范"共產黨的"訓令"。省城內外一片白色恐怖。

    面對日益惡化的形勢，甘肅的中共黨組織和共產黨員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張一悟召集蘭州地區的共產黨員開會決定，已經暴露身份的黨員凡能離開的立即轉移。離開蘭州的共產黨員錢 泉后來領導了江陰暴動，張一悟參加了渭華暴動，王孝錫、胡廷珍分別到隴東、河州建立中共黨的地方組織。王孝錫回到家鄉寧縣太昌鎮，與王彥圣、王之經以及從平涼來的任鼎昌等一起創建了中共寧縣特支。以后又擴大成太昌臨時區委，下設3個支部。同時整頓了青年社，組織讀書會，向青年宣傳共產主義，積極開展農民運動。后來，王孝錫、任鼎昌先后被捕犧牲，胡廷珍被迫出走新疆。

    在劉郁芬瘋狂"清共"之時，為了堅持斗爭，共產黨員張德生、梁干丞于公元1933年5月奉命來蘭參加甘寧青特委的領導，梁干丞任軍委書記，實際負責特委全面工作，張德生負責組織工作。經葛霽云介紹，梁干丞在杜漢三兼任隊長的新一軍教導隊任政治教官，以其合法身份作掩護，領導特委巧妙地開展斗爭。1933年7月，中共陜西省委黨組織遭破壞，省委書記袁岳棟和省委成員杜衡被捕叛變，并供出了甘寧青特委機關駐地和主要負責人。8月初，甘寧青特委的活動據點蘭州"菜根香"醬園被查抄，梁干丞和謝冠軍被捕遭殺害，張德生、常黎夫等被迫轉移。至此，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白區的斗爭，再次落人低潮。

    二、陜甘邊武裝斗爭

    1．南梁游擊隊

    上地革命戰爭時期，位于甘肅華池縣、合水縣和陜西志丹縣、甘泉縣邊界的喬山山脈中段，有一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革命根據地，在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為后來的中國革命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公元 1929年底，共產黨員劉志丹在領導"渭華暴動"失敗后來到陜甘交界的子午嶺地區。時陜甘大旱，地方軍閥強斂財物，饑民揭竿奮起反抗。劉志丹一方面繼續開展兵運工作，一方面對楊培勝以合水縣平定川為立足點的農民武裝、趙連壁以賈家溝圈為據點的農民武裝、賈生財以合水縣蒿嘴民團團總身份拉起的武裝進行爭取和改造。公元 1931年 9月，劉志丹、馬錫五等將這三支隊伍聚集在合水縣的倒水灣，主持建立了甘肅第一支由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工農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亦稱陜甘邊游擊隊）。游擊隊建立后，在子午嶺山區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北上二將川，消滅駐軍張廷芝部的一個騎兵連。取得了建隊后的第一個勝利。不久，陜北游擊支隊來到華池縣林鎮廟，與南梁游擊隊會合。公元 1932年 1月，兩支游擊隊在正寧縣柴橋子村改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部隊移駐正寧縣三嘉塬，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任總指揮，李杰夫任政委。

    陜甘游擊隊的建立，極大地推動了陜甘革命斗爭的發展，并取得了一系列游擊戰爭的勝利。游擊隊所到之處，放手發動群眾，組織貧農團、赤衛軍，沒收地主豪紳的糧食、土地、牲畜等分給貧苦農民，深得廣大農民群眾的擁護。游擊隊的影響也在迅速擴大。公元 1932年 3月 22日，正寧縣的寺村塬、湫頭、五頃塬、南邑、徐家莊等72村，在游擊隊總指揮部和隊黨委的領導下，召開了農民代表大會，建立了甘肅第一個蘇維埃臨時政權--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亦稱寺村塬革命委員會）及其領導的赤衛軍總指揮部，李杰夫任主席，杜興邦任赤衛軍總指揮。這是陜甘邊區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一次可貴嘗試。

    正寧根據地建立后，成為陜甘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的依托游擊隊取得了一系列勝利。但為時不久，由于受到王明"左"傾路線的影響，隊伍被調到遠離根據地的平原地區大規模作戰，失去依托，在敵人優勢兵力的進攻下，韓城一戰，損失過半；向陜甘邊轉移時，復遭阻截，又遭重大傷亡。正寧根據地、渭北根據地也先后遭到嚴重破壞。在此情況下，公元 1932年10月中旬，謝子長、劉志丹在平正川召開黨委擴大會，決定陜甘游擊隊分兵四路開展游擊活動，籌集經費物資，保存革命力量，發展人民武裝。經過一段努力，12月上旬各路游擊隊又在合水縣黑慕塬集中。

    2．紅2團與建立根據地

    公元1932年12月18日，陜甘游擊隊奉命開到陜西省宜君縣的楊家店子。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員、陜西省委書記的身份來到陜甘游擊隊．宣布了省委關于成立中國工農紅軍26軍及改陜甘游擊隊為紅26軍第2團的決定，并以莫須有的罪名撤銷了劉志丹、謝子長等人的職務。24日，在宜君縣轉角鎮舉行改編儀式，杜衡任軍政委兼2團政委，王世泰任團長。紅2團成立后，根據陜西省委的指示，積極創建了以陜西耀縣照金為中心的陜甘邊區革命根據地，并于3月8日成立了中共陜甘邊特委，以加強統一領導和根據地建設。4月，在照金又召開了邊區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后改為陜甘邊區工農民主政府），周冬至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此后，根據地相繼成立了5個鄉級革命委員會，建立農會20多個，蘇區擴大到2500多平方公里。在此前后，由于黨和紅軍活動的影響，隴東不少農民揭竿而起，組織武裝，打倒土豪，其中許多農民武裝后來找到共產黨，成為革命軍隊中的重要力量。如公元1933年春，何炳正率10余人，殺了催糧要款的正寧民團團丁 12人，繳獲其武器，投到紅 26軍，受命成立起平子游擊隊，在斗爭中不斷壯大，在參加"半坡暴動"后，改編為陜甘工農紅軍第三路游擊隊正寧第四支隊。

    面對照金根據地的建立、擴大和革命武裝的發展，國民黨政府駐軍和地方民團加緊了對蘇區的"圍剿"。先后調集4個正規團和6個縣的民團，向根據地進犯。在嚴峻的形勢下，杜衡強令紅2團放棄照金根據地，于公元1933年5月29日孤軍南下渭華，結果行至陜西藍田縣張家坪，遭強敵包圍，鏖戰數日，全團覆沒。在紅2團南下后，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根據陜西省委指示，于公元1933年6月24日將渭北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4團，8月14日，又決定成立陜甘邊區紅軍臨時指揮部，繼續堅持根據地斗爭。但不久即遭到國民黨政府軍和民團共6000余人的"圍剿"。10月16日，照金根據地的中心薛家寨失守，邊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周冬至犧牲，陜甘邊特委工作停頓，紅軍臨時指揮部向隴東轉移。

    公元1933年11月3日至5日，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合水縣包家寨召開會議，全面總結了照金根據地陷落和紅2因失敗的經驗教訓，決定撤銷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成立紅26軍42師，開辟以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 11月8日，紅42師在甘肅合水縣蓮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參謀長，轄紅3團、紅4團共500余人。同時建立了紅42師黨委，楊森任書記。從此，陜甘邊的革命斗爭進人了一個新的階段。

    3．南梁政府

    包家寨會議之后，紅42師黨委先后派張策、習仲勛來到南梁地區，進行創建根據地的準備工作。公元 1934年 2月 25日，紅 42師黨委在南梁堡小河溝召開大會，選舉產生了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習仲勛當選為主席。革命委員會成立后，領導游擊隊在根據地堅持斗爭，掩護群眾，打擊敵人，主力紅軍轉移外線作戰，很快粉碎了國民黨政府發動的第一次反革命"圍剿"，基本形成了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根據地。5月28日，紅42師黨委在南梁寨子灣召開會議，決定恢復中共陜甘邊特委工作，張秀山任書記。同時決定成立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劉志丹任主席，主持和統一領導陜甘邊的軍事工作。紅42師改由楊森任師長。在中共陜甘邊特委的領導下，南梁根據地進人了政權建設、擴大紅軍、深入進行土地革命的大發展時期。9月，紅1團成立。10月，陜甘邊紅軍干部學校在南梁創辦，并恢復了紅 2團的建制。10月 20日，地方武裝郭寶珊營起義，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使紅42師發展到 5個正規團。各縣游擊隊發展到 1500余人。

    公元 1934年 11月 4日至 6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亦稱南梁政府，習仲勛任主席）、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主席）和陜甘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朱志清任總指揮），并通過了關于政治、土地、軍事、財政、糧食等決議案。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后，設立了精干的辦事機構，還成立了陜甘邊區銀行，發行蘇維埃布幣。特委創辦了黨內刊物《布爾塞維克的生活》，邊區政府創辦了機關刊物《紅色西北》。陜甘蘇區的根據地建設也有了很大發展。先后成立了華池、赤安、慶北、合水等縣蘇維埃政府和陜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建立了廣大鄉村蘇維埃政權和各級群眾組織。土地革命也在根據地蓬勃開展起來。

    為了統一領導陜甘和陜北黨、政、軍各級組織，公元1935年2月5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在陜北安定周家檢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當時，蔣介石調集5個正規師，正向陜甘、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大規模"圍剿"。蘇區廣大軍民在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的統一領導下，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經過4個月的艱苦戰斗，斃傷俘敵6000余人，繳獲戰馬300余匹，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還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邊6座縣城，使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形成了北至長城，南到淳耀，東臨黃河、西達環江，轄陜、甘20余縣，人口逾百萬的蘇區。

    是年8月，國民黨政府又對陜甘、陜北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正值此時，中國工農紅軍25軍長征到達陜甘，與紅26、27軍會師，并在延川縣永坪鎮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陜省委，建立陜甘晉省委，統一領導邊區各級組織和反"圍剿"斗爭。

    10月，中央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是時，陜甘邊根據地正面臨著嚴重危機。一方面國民黨政府軍正進行空前規模的"圍剿"；另一方面，陜甘晉省委主要領導積極推行錯誤的"肅反"路線，包括劉志丹、習仲勛在內的陜甘根據地縣以上和紅26軍營以上干部全部被抓，其中200多人被錯殺。黨中央采取緊急措施，立即釋放被關押的人員，并粉碎了敵軍的"圍剿"，挽救了這塊根據地。11月，黨中央又決定撤銷陜甘晉省委，分別成立陜甘省、陜北省和關中、神府兩個特區，并將甘肅的新正、新寧兩縣劃歸關中特區領導。公元1936年5月，陜甘省又改為陜甘寧省，成立了中共陜甘寧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李富春任省委書記，馬錫五任省政府主席，并將省黨政機關由吳旗鎮遷至環縣河連灣。

    三、隴東解放區

    公元1937年9月，陜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將原陜甘寧省劃分為慶環分區和三邊分區。公元 1940年初成立隴東分區，并將慶環分區并入隴東分區，下轄甘肅境內的慶陽、合水、鎮原、曲子、環縣、華池共 6個縣（正寧、寧縣于 1949年 6月劃歸隴東分區），形成了隴東解放區的基本格局。在隴東分區成立的同時，成立了中共隴東分區特別委員會（后改為隴東地委），馬文瑞任書記。

    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在表面上承認隴東解放區的合法地位，實際上卻派重兵包圍。為了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武裝蠶食和經濟封鎖，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隴東解放區軍民開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

    在民主建政方面，根據邊區政府頒布的《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以"普遍、直接、平等、自由"的選舉原則，實行了群眾直接進行的民主選舉，激發了廣大群眾的空前的政治熱情。曲子、環縣、新正、新寧等縣民主選舉中參加投票的選民占 80％到 90％。公元 1941年 5月 1日，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又頒布了邊區施政綱領，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則，即規定在政權建設中，中共黨員、非黨進步分子、中間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依照"五一"施政綱領，隴東解放區開展了第二次普選，成立了有抗日各階層、各黨派人士參加的參議會。

    為了克服經濟上的困難，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早在公元1938年，大生產運動就在隴東解放區逐步發展。公元 1941年，解放區各級政府向農民大力宣傳了以自愿為原則的勞動合作政策，組織變工隊、互助組，開展勞動競賽，幫助農民解決生產困難，改革舊的耕作制度，取得了顯著成效。公元 1943年實現糧食自給有余。解放區各縣政府的開支，部隊的給養、辦公用品和裝備，做到了大部和部分自給。在大生產運動中還涌現出了如王存紅、張振財、劉志仁、孫萬福等一批勞動英雄。

    在此同時，公元 1942年 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陜甘寧邊區政府陸續頒布了《關于徹底實行減租的指示》及《租佃條例草案》。到公元 1943年前后，解放區的減租運動達到高潮，農民得到極大的經濟利益。僅慶陽、環縣、合水3縣，減租土地即達228萬多畝，合計減租9．3833萬石。公元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隴東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進一步開展，鞏固和發展了農村經濟，為迎接人民軍隊的戰略反攻奠定了基礎。

    當時的隴東解放區內土匪惡霸較多，其中多為政治土匪。他們打家劫舍，燒殺奸淫，破壞各種革命組織，綁架暗殺工作人員，顛覆民主政權，給解放區的建設造成了極大危害。為了肅清匪患，解放區黨政軍民對大股土匪采取了軍事上嚴厲打擊、政治上爭取瓦解、經濟上斷絕財源的方針，到公元 1943年下半年，活動猖獗的幾股土匪基本肅清，社會秩序出現了安定局面。

    解放區人民為了爭取戰爭的勝利，以極大地熱情投人修筑工事、抬運傷員、運送彈藥、轉運糧秣、提供裝備等支前工作，并組織自衛軍，配合部隊作戰。從公元 1943年到 1945年，僅環縣人民就為八路軍捐獻鞋2萬多雙，羊900多只，柴禾30多萬斤。慶陽縣在一次為八路軍募集慰問品的活動中，幾天之內募集到的慰問品價值達100萬元（邊幣）以上。解放區人民在軍事、政治、經濟上全力以赴支援抗日戰爭，為抗戰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國民黨政府從對隴東解放區承認之日起，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她的顛覆和蠶食活動。公元1938年底至1940年上半年，國民黨政府軍 165師及慶陽各縣保安隊在隴東解放區制造反共摩擦事件達70余次。封鎖糧食等物資進入邊區，襲擊八路軍采購人員，武裝侵占了新正、新寧、鎮原等縣的縣城及廣大鄉村，形成抗戰以來第一次反共高潮。從公元 1940年下半年開始，又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包圍陜甘寧地區的兵力增加到50余萬人，形成了西起寧夏、南沿涇水、東迄黃河、北到長城共3個封鎖帶，5道封鎖線，妄圖斷絕陜甘寧邊區和外界的一切往來，困死、餓死邊區軍民。公元 1943年，又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叫囂"解散共產黨"、"消滅八路軍"、"取消陜甘寧邊區"，在加緊經濟封鎖的同時，調集60萬兵力，準備突襲陜甘寧邊區。隴東解放區軍民在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的領導下，團結一致，同仇敵汽，不斷取得反摩擦斗爭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政府軍發動的一次又一次反共圍攻。

    公元 1949年 7月 26日，中共中央西北局決定，將隴東地委改為中共慶陽地方委員會，書記為王秉祥；隴東軍分區改為慶陽軍分區，劉明山任司令員，王秉祥任政委。28日，又改隴東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為慶陽分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任命李培福為專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