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彩繪木牛拉犁

魏晉嘉峪關壁畫磚《耕作圖》

魏晉高臺壁畫磚《耙地圖》

魏晉高臺壁畫磚《播種圖》

　　許多外國人很困惑，為什么中國人只要看到土地，就會想到種點什么？而且這些莊稼蔬菜還就聽中國人的話，怎么種怎么活！事實上，華夏民族綿延數千年，從古到今，皆以農為本，農耕文明已經浸潤到民族的血脈里，這個以農耕生活聞名于世的民族自帶“土地情結”的光環。我們從甘肅省博物館館藏的出土自武威磨嘴子漢墓的一些古代農耕工具中就可見一斑。

　　漢墓出土彩繪木牛拉犁模型

　　祁連山下，河西走廊東端的武威，是絲綢之路的要津。

　　2000多年前，自漢武帝命年輕的霍去病領兵擊敗游牧于此的匈奴渾邪王和休屠王部落之后，這里就歸屬大漢帝國所有。漢帝國與西域的交通被打通，國之臂掖得以伸張，雄才大略的漢武帝開始經營河西，開發河西地區，這里逐漸成為西漢經濟高速發展的地區。

　　2000多年過去了，漢武雄風沉積在了歷史的風云之中，關于漢武帝開發河西的一些歷史細節，早已淹沒于史書的背后，模糊不清。

　　風沙吹走了歲月，卻吹不走歷史的印痕。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武威磨嘴子漢墓群考古發掘，這時候的武威磨嘴子漢墓群，已經被列為甘肅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考古工作者在發掘的漢墓土洞中，出土了一批西漢末年的木質文物，其中就有一件彩繪木牛拉犁模型，隨后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件彩繪木牛拉犁正是中國漢代農耕文化發展的一個實物證明。

　　彩繪木牛拉犁是一組木雕明器，由一頭木牛和一具木犁模型組成。牛長18厘米，犁長31厘米，木牛的造型共用了11塊木料，雕刻成牛身、牛腿、牛角、牛耳和牛頭牛尾拼制而成。牛身選用一大塊長方形的木塊，牛頭選用一塊三角形木塊，其他部位選用小木料，分別雕刻后黏合在一起。木牛的四條腿平行站立，低頭拉犁。

　　這頭木牛很有意思，眼神萌萌的，牛犢看上去很“年輕”，牛頭似乎還有點嬰兒肥，軀體渾圓健碩，牛通體施黑彩，白彩勾繪眼及絡頭，牛的鼻子上還畫出了圓形的牛鼻棬環。棬環是從牛的兩個鼻孔中間打洞穿繩索或小木棍兒，以這種方式牽牛控制牛的方法在2000年后的今天還在沿用。牛鼻拴環在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上出現過，古代稱之為“棬”（《呂氏春秋》）或“桊”（《說文》）。木牛雙角向上彎揚，碩頸屈背，四足蹬地，尾巴下垂。這是一頭健壯的牛犢！

　　同時配套出土的木犁模型大體呈方形直轅式長床框架型犁，由犁拉桿、把手、犁箭和犁頭組成，其中犁箭可用來控制深度，犁拉桿較長，犁頭寬大，繪以墨彩。犁的各部件以卯眼套合。

　　中原先進農耕技術傳入河西

　　一牛一犁出現在墓葬中，說明在漢代已經出現了除二牛抬杠之外的單牛拉曳耕作法。

　　二牛抬杠是一種古老的傳統耕作技術，也稱“二牛三夫”耕作法。耕作時，兩牛相距七八尺，中間橫抬一“杠”，“杠”后接續轅犁。一人在前牽牛；一人坐于“杠”上，腳踏轅犁，控制犁鏵入土深淺；一人在后扶持犁把。相比二牛抬杠，一牛挽犁需要的人力畜力大大減少，生產效率提高了很多。

　　漢代是農業生產迅速發展的時期，大片荒地的開墾利用，農田水利的興修，使耕地面積擴大，農作物生長有了物質保證。漢朝政府十分重視鐵農具的冶鑄，使得鐵制農具廣泛地應用于農業生產中，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漢代耕牛的廣泛運用及牛耕技術的改良，使得耕作技術更趨合理和精細。這樣就使西漢農業得到較快的發展，到了武帝時就出現了“天下安平，人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富足太平盛世景象。

　　漢朝鑿空河西走廊之后，大規模向河西走廊移民開荒種地，這種彩繪木牛拉犁模型，就是從當時漢朝內地傳入來的犁作為原型而制作的。這種犁適合在旱地地區使用，把表土弄碎、弄細、使之松軟，利于開溝播種。

　　神奇的是，在2000多年后，最遲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機械播種沒有普及的時候，陜西渭水盆地、甘肅隴東黃土高原一帶的農民還在使用一種叫做“木犁”的工具保墑播種，使用的也是這樣一頭牲畜曳引的犁，這種“木犁”和漢墓中出土的彩繪木牛拉犁模型極其相似，犁頭較小，入土不深，大約只有10厘米。

　　“木犁”播種是在深耕過的土地上使用的，由此可以推測，或許在漢代二牛抬杠用來深耕土地，這種單牛所拉的犁用于“熟地”播種。

　　漢代的“厚葬”風氣給我們留下了了解河西地區農耕文明發展的蛛絲馬跡和實物證據，國內出土了不下二十件漢代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犁耕圖”，再現了古代傳統的農耕生活，這些“犁耕圖”多數是繪在畫像石或畫像磚上的，少數是在墓葬的壁畫上發現的。而犁耕實物模型，僅此磨嘴子漢墓出土的一件。

　　它們默默無言地告訴我們一個事實——中原先進農耕技術在河西地區的發展與普及！

　　河西絲綢之路鞏固的根本

　　漢高祖劉邦歷經千難萬險，建立大漢王朝之后，回鄉省親，喝幾杯酒，見幾個熟人，然后趁醉而歌，發出英雄的感嘆：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劉邦,搞錯了！事實上守衛大漢廣袤的邊疆，不止需要猛士，還需要依靠大漢的老百姓。

　　劉邦的后代漢武帝劉徹幫高祖實現了這個雄偉的愿望。

　　元狩二年（前121年），漢武帝派霍去病擊敗河西地區的匈奴，拓地千里，設置郡縣，實行軍屯和移民屯墾開發河西，將放牧牛羊的牧場改造成千里沃野的農耕區，從而使得河西地區與黃河流域間一樣，從此這一地區的人心向心因素大過離心因素，這才確保了河西地區真正為大漢所有。

　　從西漢開始，歷經魏晉南北朝，直至唐宋時期，雖然此地“介戎羌之間， 居咽喉之地”，民族混雜，戰亂頻發，但河西走廊基本為漢人掌控。

　　而造就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原的農耕文明在此地扎下了根，中原文化成為河西走廊的文化主流，在農耕文明的浸潤下早已成為中原王朝核心統治區。河西的富庶，離不開大規模的墾荒和耕作，而牛耕正是大規模開墾的保證。

　　充分的農業開發造就了豐富的物質條件，使得中原王朝“經營西域”有了錢糧的保障，成為中華文化西擴的前進基地和后勤補給大本營，“猛士”們才能夠專心開疆守土。也使得絲綢之路的掌控得以鞏固，中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才有了一條經久不息的順暢通道。而絲綢之路的繁榮，正是河西地區犁耕等先進農業技術的應用所產生的巨大的蝴蝶效應。

　　劉邦萬萬想不到，他惦念的守衛疆土的猛士，遠不及萬千沉默無言的耕牛和揮汗耕作的農人對王朝疆域的守護。

　　撰文/黃建強   圖/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