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軍

　　自20世紀初以來，甘肅因其在絲綢之路漢代驛置機構、邊塞遺址、長城烽燧等地相繼出土6萬多枚簡牘，而被學界冠以“漢簡之鄉”美譽。

　　作為簡牘專題博物館，甘肅簡牘博物館目前收藏近4萬枚簡牘，其中有放馬灘秦簡、居延新簡、肩水金關漢簡、地灣漢簡、敦煌馬圈灣漢簡、懸泉漢簡，以及相伴出土的漢代帛書、懸泉西漢紙、漢代毛筆、屯戍用品及其他文物萬余件。這些簡牘敘述了2000多年前發生在絲綢之路上的動人故事、真實事件，是古絲綢之路開拓興盛的實物佐證，具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和藝術價值。

　　甘肅早期出土的簡牘

　　簡牘是紙張發明之前，中國古人最主要的文字書寫載體之一。一般來說，以竹制的稱為“簡”，以木制的稱為“牘”；或細條形的稱簡（簡札），方形的稱牘（方牘），簡和牘合稱作“簡牘”。人們因地制宜，南方地區盛產竹，故簡牘多為竹質，西北地區因為竹稀少，人們就多以松、胡楊和紅柳等制作簡牘。簡牘一般出土于郵驛置所、長城烽燧遺址、墓葬和廢棄水井。

　　根據文獻記載，早在殷商就出現了簡牘。只不過時代久遠，這些竹簡木牘沒有被保存下來。春秋戰國、秦漢魏晉時期，除金石外，簡牘帛書成為最重要的書寫載體。東漢蔡倫改進造紙術后，適合書寫的紙張被大量用于文字書寫，到東晉時期，簡牘才被紙張替代，完成使命，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1949年以前，甘肅出土簡牘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07年探險家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北漢長城烽燧沿線發掘了708枚漢簡，把簡牘殘片算在內，此次所獲漢簡實際在3000枚以上，學界將其稱為“敦煌漢簡”。敦煌漢簡一經發現立刻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中國學者張鳳在1931年出版了《漢晉西陲木簡匯編》一書。1914年，由羅振玉和王國維合著《流沙墜簡》一書，該書考釋了斯坦因在中國發掘的敦煌漢簡、羅布泊漢晉簡牘及少量紙片、帛書等，共近600枚，被稱為簡牘學的奠基之作。

　　第二次是在1913—1916年間，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時在敦煌、酒泉漢長城烽燧遺址發掘了189枚漢簡。斯坦因兩次所獲漢簡現藏于英國國家圖書館。

　　第三次是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考古學家貝格曼在漢代張掖郡居延邊塞遺址（今甘肅酒泉市金塔縣和內蒙古額濟納旗轄區內）所發掘的1萬多枚漢簡，學界將其稱為“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自發現之初就引發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熱情，從以勞干為代表最早從事居延漢簡整理研究的中國學者，到以日本大庭脩為代表的海外簡牘學者，自1930年至20世紀末近70余年的時間里，有關居延漢簡的研究論著數以萬計，中國、日本、韓國等諸多簡牘學者參與其中，直到現在居延漢簡仍然是海內外簡牘學界研究的重點，幾十年來居延漢簡的整理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驚嘆的成果。

　　這三次出土的萬余枚敦煌漢簡和居延漢簡是漢代河西邊塞屯戍活動的遺棄物，其中絕大部分屬于邊塞和各級官府的簿籍文書，全方面記錄了當時的屯戍生活。涉及漢代的行政建制、經濟生產、文化教育、社會生活、民族關系、軍事塞防、歷史地理等方面，是研究兩漢時期歷史文化的重要史料，同時也極大地豐富了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

　　之后甘肅簡牘的發現以1959年武威儀禮漢簡為起點，步入了一個新的簡牘發現與研究時代。1959年7月，在武威南磨咀子漢墓發現漢代《儀禮》簡469枚，《王杖》木簡10枚，這是研究《儀禮》和漢代養老制度的一份實物例證。1972年冬，甘肅省博物館與武威縣文化館在武威城郊10公里處之旱灘坡東漢墓葬中，發現了一批醫藥簡，包括竹簡78枚，木簡14枚，合計92枚，內容有“雜占”“醫藥方技”“冥間過所”等。1981年9月，武威農民袁德禮又交出從磨咀子漢墓出土的“王杖詔書令”木簡26枚。歷年來在武威地區共出土漢代簡牘597枚。

　　甘肅珍藏的部分簡牘

　　坐落于蘭州市七里河區馬灘文化島的甘肅簡牘博物館屬國家公益一類專題博物館，主要承擔簡牘文物的收藏保管、保護修復、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的職責。館內現收藏有各類文物50129件（組），其中國家一級文物1679件（組），二級文物3160件（組）。館藏主要簡牘文物有：

　　居延新簡

　　出土時間為1974年，主要包括1972-1974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和甲渠塞第四隧兩個地點出土的漢簡，共8206枚。“居延新簡”相對于20世紀30年代出土的“居延漢簡”而言，簡牘形制品類齊全，內容豐富，尤其是出土了完整和基本完整的冊書70余冊，具有極高的歷史文獻價值。紀年簡最早為西漢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最晚為東漢安帝永初五年（公元111年），前后跨越200年之久，是研究這一時期歷史文化和政治社會最重要的史料。

　　肩水金關漢簡

　　1973年出土于酒泉市金塔縣境內漢代肩水金關遺址，整理編號的簡牘共10661枚。此次在金關遺址出土的漢簡，數量大，內容集中，故習慣上稱之為“金關漢簡”。金關漢簡形制多樣，就內容而言，主要是邊塞地區軍事駐防和戍卒生活的具體記錄，有極高的歷史、科學價值。金關漢簡的大宗出土，對研究漢代西北邊防、軍隊體制、民族關系以及日常社會生活具有重大價值。

　　地灣漢簡

　　出土于酒泉市金塔縣東北約150公里的黑河東岸戈壁灘上的地灣故城。據漢簡記載，地灣城是漢居延肩水都尉府下轄肩水候官。1930年，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瑞典人貝格曼在地灣城發掘出土2300多枚漢簡。1986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對地灣城進行發掘，歷時一月，出土漢簡778枚。這兩批地灣漢簡對研究漢代居延的軍事塞防體系和屯戍生活提供了大量資料。

　　敦煌馬圈灣漢簡

　　1979年10月出土于敦煌馬圈灣烽燧遺址，共出1217枚。內容有詔書、奏記、律令、品約、牒書、爰書、符傳、簿冊、書牘、歷譜、術數、醫藥、契券等。根據所出土有紀年的漢簡記載可知，其時代從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至王莽始建國地皇二年（公元21年）。這批漢簡為探索玉門關的確切位置提供了新的資料。

　　天水放馬灘秦簡

　　1986年天水市北道區黨川鄉放馬灘秦墓出土。竹簡置于棺內死者頭右上方，同出器物還有算籌、毛筆、筆套等。共460枚竹簡，其中有《志怪故事》7簡、《日書》甲種73簡、《日書》乙種380簡。簡長27.5厘米、寬0.7厘米、厚0.2厘米，兩端及中部編綸共三道，文字上下兩欄。編繩雖已朽蝕，但有絲織物痕跡，編繩處簡右有鍥口。每簡容字25-40字不等，最多者達43字?！度諘芳滓覂煞N，是繼湖北睡虎地秦墓《日書》出土后又一次先秦術數文獻的重大發現，是研究秦人的天地觀念、思想信仰、社會生活和風俗習慣的珍貴資料。

　　敦煌懸泉漢簡

　　1990-1992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該遺址在漢魏時期為一驛置機構，全名為“敦煌郡效谷縣懸泉置”。共出有字漢簡23000多枚，其中經過整理編號者17916枚，其余5000多枚多為碎片。紀年簡2086枚，占全部簡文的11.6%。最早的紀年為漢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最晚者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內容有詔書、律令、科品、檄記、簿籍、爰書、劾狀、符、傳、歷譜、術數、典籍字書、醫方、相馬經以及私人書信等。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外交、郵驛、交通等各方面內容，尤以郵驛、西域史料和民族關系方面的材料為特色。在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敦煌懸泉置遺址和遺址出土的《里程簡》證明了漢代從長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網，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申遺成功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根據。

　　簡牘講述的古老故事

　　甘肅簡牘內容豐富，可以說是記錄兩千年前漢代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簡文記載了兩千年前漢代河西邊塞的屯戍勞作、衣食住行、酗酒斗毆、往來書信、行役戍備、思鄉之情、候望烽火、為家私市、受雇趕車、捕魚賣魚、采摘野菜、借錢借糧、私吞錢物、逃亡他鄉、追捕逃犯、盜墓取衣、偷盜官物、編織衣鞋、巡視天田、砍伐茭草、畜牧馬牛、耕種田地、砍伐樹木、筑墼砌墻、修建溝渠、遞送文書、因病請假、社祭臘祭、誦記烽火、秋射考核、廩糧領取、契約書寫、投親靠友、招待官員、使者往來、罷卒還鄉、收留流民、文書記錄、年季月報、各種考核、獎勤懲懶、聚訟官司、詔書律令、儒家學說、仁孝之義、禁忌日書、精神信仰、文化學習、科學技術、漢塞月令……在這里介紹一些有趣和有價值的記載：

　　康居王使者冊

　　康居王使者冊——

　　1990年出土于敦煌懸泉置遺址。永光五年（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一行前來中原朝貢。按通行慣例，康居使者及貴人到敦煌入關后，一般要對貢奉的駱駝進行評估，評估內容涉及牝牡、毛色、肥瘦、年齒、價值，等等。他們此次來獻貢品已不是第一次，他們每次從敦煌入關東往酒泉，沿途食宿要有人解決，到酒泉后，太守及下屬官員要會同朝貢者一起對貢物進行評估。此次的情況不同了，首先是他們入關后，從敦煌到酒泉，一路缺乏食物供應；其次是到酒泉后，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對駱駝進行評估，沒有讓當事人楊伯刀等人現場參加，單方面作出了評價；第三，評價的結果有問題，楊伯刀帶來的駱駝本來是膘肥體壯的，可酒泉太守及其下屬卻定為羸瘦，姑墨奉獻三匹白駱駝，一牡二牝，可酒泉方面卻定為“黃”，“不如實，冤”，因而上告到朝廷。于是朝廷則下文敦煌太守、敦煌太守又下文效谷縣、效谷縣下文懸泉置，要求將當時情況如實上報。該冊書的出土，為研究西漢王朝與康居等國的關系提供了重要數據。

　　居延簡勞邊使者冊

　　龜茲王夫婦留宿懸泉置——

　　館藏中有記載龜茲王和夫人途經敦煌懸泉置時住宿情況的簡牘。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龜茲王和其夫人在懸泉置得到了漢朝政府的高規格接待，在堂上放置有臥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張臥床皆張帷，除此以外，在傳舍門內供人坐用的床亦張帷，專供貴人使用。龜茲王的夫人弟史是解憂公主的長女，是漢家血脈，漢宣帝作為“娘家人”，沒有理由不為漢家公主返鄉而高興，沿途驛置為龜茲王夫妻提供最好的接待自是情理之事。

　　通緝令——

　　出自肩水金關的一枚通緝令漢簡，短短19個字，就將逃犯的身體相貌特征大致勾勒了出來。簡牘原文為“細身，小頭，方面，小髭，少須，身端直，初亡時黑幘”。翻譯過來是逃犯身材瘦小，身子細且端直、頭小、方臉，嘴上有小胡子，面部胡子較少，初逃時戴黑頭巾。

　　尺牘書信——

　　甘肅簡牘博物館還藏有大量私人簡帛書信，有因糧食短缺而向好友求助的；有因家中雙親生病，不能回家探望，只能寄思親之情于書信的；有聽聞朋友升職，以書信表以祝賀的；有因記掛友人，以書信方式送去問候……這些私人書信為我們揭開了漢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狀況。撫讀這些書信，我們既能真切地了解當時河西漢塞吏卒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動，也可以隱約感受到他們在勞作和戍防時的艱辛與思鄉之情。

　　月令，寫在墻壁上的法律文書——

　　敦煌懸泉置出土的壁書《四時月令詔條》記載了古人的防疫措施。月令中記載了古人對冬季死亡的鳥類尸骨，在春天氣候轉暖時，都會一一掩埋，這種掩埋動物尸骨的活動一直會進行到夏季，就是為了防止死尸污染空氣， 造成瘟疫流行。不止這些，他們還明令禁止春夏不能捕殺動物、砍伐樹木，因為春夏是動植物生命繁衍、萬物生長的季節，人們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否則就會受到大自然的懲罰。

　　《四時月令詔條》是目前所見最完整的漢代生態環境保護法律文書，它確立了以 “四時”為基礎的自然時序，要求人事活動和社會生產都應遵循自然四時規律，并對如何利用和保護自然資源做了明文規定，以倡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數量眾多、內容豐富的甘肅簡牘，既是絲綢之路上人情世故、萬千故事的日常書寫，又是秦漢時期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歷史、地理的第一手資料，對我們研究絲綢之路、研究中國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