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志軍

　　敦煌莫高窟初建于公元4世紀，其后歷經1000多年持續不斷的營建，形成了規模宏大的敦煌石窟群。1900年，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使得敦煌再度引起世界的廣泛關注。

　　去敦煌，成為每個人的心心念念。然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風、霜、雨、雪、沙”，使得原本精美絕倫的一幅幅壁畫、一尊尊佛像，或多或少褪去了顏色，遭受過不同程度的損毀。《世紀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一書，以“重攝”手法帶領讀者穿越時空，重溫那些幸存的、逝去的、被破壞的遺跡，感受莫高窟生命脈搏的跳動。

　　揭開寶藏的神秘面紗

　　沉寂了近千年的敦煌莫高窟，于20世紀初重新回歸全世界的視野，或許并非偶然。當時，隨著中亞地理考察熱的延續與“東方學”的興起，歐洲各國的探險家、考察團隊紛紛來到莫高窟，并最終揭開了一座人類文化寶藏的神秘面紗。他們盜竊、劫掠了莫高窟大量的珍貴文物，同時也整理出版了細致的考古、地理調查資料。單從學術層面看，這些資料具有無法取代的史料價值。

　　20世紀20年代，中國本土學者開始對莫高窟進行系統性的調查研究。在那段風雨如磐的歲月中，當時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藝術家通過文章、壁畫臨本、照片等媒介，為莫高窟的保護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敦煌學勃興的今天，已有專家學者對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之前發生在莫高窟的攝影個案進行過研究，但卻缺乏一份對這一時期莫高窟攝影活動清晰、完整的史料輯錄。因此，我嘗試綜合1949年以前有關莫高窟的歷史研究資料、調查報告、公函、畫冊和回憶錄等，以編年的方式梳理了1907—1949年早期探險家、學者和攝影師在莫高窟的拍攝活動。

　　《世紀敦煌》正文中的歷史照片幾乎全部由法國西域考古探險團拍攝于1908年，在100年前就公諸于世。正因如此，今天的我們才能夠通過這些照片，直觀地感受到100多年來莫高窟由于自然和人為的原因而發生的變化。同時，也希望通過這些新舊照片的對比，喚起人們的文物保護意識。

　　快門聲響徹洞窟內外

　　1840年后，西方各國派遣大批考察團、探險隊來中國考察。

　　據統計，僅從1840年到1949年間，到達中國西北地區的探險隊就有156批之多，他們以各種名義接連來到敦煌，在進行探險、考古、測繪等活動的同時，也在敦煌拍攝了許多照片，記錄了那一時期敦煌的名勝古跡、政治圖景、自然風光和風土人情，為敦煌石窟的保護、石窟考古和營建史研究提供了可視化的史料。

　　1907年3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率領他的第二次中亞探險隊前往敦煌。他此行的目標——考察敦煌的古代長城遺址，考察莫高窟，搜集藏經洞出土的古代文獻。駐留莫高窟期間，他利用了三清宮住持、道士王圓箓的無知，以極其低廉的價格騙購了24箱藏經洞出土寫本、5箱絹畫和絲織品等珍貴文物、文獻。可以說，對莫高窟藏經洞文物的洗劫，斯坦因是罪魁禍首。但同樣也是斯坦因，第一次在莫高窟架起照相機，快門聲第一次在洞窟內響起。

　　1908年2月25日，法國西域考古探險團團長伯希和探險團在敦煌莫高窟重點拍攝題記、供養人像、有明顯風格的畫面和難以考證內容的壁畫。專業攝影師夏爾·努埃特系統地拍攝了莫高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伯希和回到法國后，在1914—1924年出版了六卷本的《敦煌石窟》，這是第一部關于敦煌莫高窟的大型圖錄，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敦煌石窟藝術。這部圖錄成為早期研究敦煌藝術最主要的圖像依據，是當時國際敦煌學界深入了解莫高窟的經典之作，其影響力時至今日仍不可小覷。

　　1915年1月26日，俄國新疆考察隊啟程回國，他們帶走了在莫高窟測繪的433個洞窟的平剖面圖以及拍攝的2000余幅照片，復描了幾百張壁畫，并且做了詳細的文字敘錄，同時也竊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區洞窟中清理發掘出來的多種文物。

　　1924年1月21日，美國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的蘭登·華爾納到達敦煌。在隨后的10天里，他花了5天時間，粘走了大小不等的12塊壁畫，并拍攝了照片。1925年，華爾納率領的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再度來到莫高窟，攝影師理查德·斯達拍攝了13幅照片。在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拍攝的莫高窟照片中，不少都是孤本。

　　1934年11月5日，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從安西來到了敦煌莫高窟。在斯文·赫定基金會公布的斯文·赫定攝影檔案中，他在莫高窟考察期間拍攝了17幅照片，多為莫高窟外觀，其中尚未竣工的九層樓照片還是首次曝光。

　　隨著時間的流逝，這些歷史照片也凝結成了一部敦煌的百年歷史。

　　穿越時空參悟文物攝影的真諦

　　1984年9月，我考進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被分配到資料室攝影組學習攝影。但坦率地說，直到2000年，我才開始逐漸領會文物攝影的真諦，并對文物所蘊含的文化價值深入思考。

　　我很早就有意識地收集敦煌和莫高窟的歷史影像。在二三十年前，莫高窟歷史照片的刊布還非常有限，我每看到一張沒見過的老照片，就趕緊翻拍下來。經過十多年的時間，我逐漸收集了斯坦因、伯希和、吉川小一郎、奧登堡、華爾納、陳萬里、斯文·赫定、巴慎思、石璋如、羅寄梅、李約瑟、艾琳·文森特和約翰·文森特等人拍攝的敦煌和莫高窟的照片數千張。這些時間跨度近半個世紀的照片，讓我直觀地了解到當時敦煌和莫高窟的面貌。

　　這些照片使我對石窟的攝影表現有了新的認識，比如斯坦因在遺址場景中安排人物作為比例參照，努埃特對壁面的空間關系處理，羅寄梅富有文人意趣的洞窟空間營造……隨著對敦煌和莫高窟的認識逐漸深入，這些照片在我的腦海中逐漸拼湊聚會，還原出了一個原生態的、有別于當下的敦煌莫高窟。

　　我仔細分析并多次模擬斯坦因、努埃特等人拍攝的莫高窟的季節、時間、角度、攝影鏡頭視角、底片畫幅比例等拍攝因素，在最近的十多年間，按照他們的拍攝角度對莫高窟的外觀和洞窟內景進行了重攝。結果表明，在一個世紀的時間里，莫高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損毀、營建、保護、修復在循環往復地發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通過福格博物館中國考察隊和斯文·赫定的照片，我們可以直觀地了解莫高窟北大像從曾經的無遮無蓋到九層樓的落成，時間跨度上也印證了《重修千佛洞九層樓碑記》中關于修建九層樓的記載。

　　通過對歷史照片的研究分析，以及對中亞、西亞古代文化遺址的考察，我拍照片時思考的問題更多，面對一個洞窟或一處遺址，注重去發現它所隱含的文化多樣性，追求在現時觀照“彼時”。

　　（《世紀敦煌——跨越百年的莫高窟影像》，孫志軍編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