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放馬灘景區

放馬灘秦簡

放馬灘出土的木板地圖

　　李清凌

　　“一镢頭挖出三個中國第一”，這個形象的說法，聽起來有點聳人聽聞、難以置信，卻是被考古學家證實的事實。這一奇跡就發生在天水市麥積區黨川鎮的放馬灘。

　　1986年4月的一天，一場大雨過后，小隴山林業局放馬灘工區的職工清理宿舍后墻淤泥的時候，發現了一個古墓洞穴。上報后，經過鉆探、發掘，發現了百余座秦、漢墓葬的古墓群，分布在秦嶺山前平地，依東西向分上、中、下三層排列。現已部分發掘，共出土文物四百余件。

　　放馬灘秦墓出土的首個“中國第一”，是考古學家從放馬灘戰國秦墓發掘整理出的《志怪故事》。它雖然很簡疏，卻是中國已知最早的、具有志怪小說性質的第一篇奇文。放馬灘秦簡的內容包括文字學，甲、乙兩種《日書》和《志怪故事》等幾方面成果，而這篇《志怪故事》的意義更為特殊。

　　放馬灘秦簡《志怪故事》的大意是說，秦昭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八月己巳日，邸（一作邽）丞名赤，向御史報告說：大梁人、現居秦國都城中一個人名叫丹，當今國君在位的第七年，丹在雍城（在今陜西鳳翔區南）的基層管理機構“里”中，將人刺傷，隨即自刺而死。被丟棄到市上三日，又埋在雍城南門外。過了三年，丹又復活了。他之所以能夠復活，是由于丹曾做過審判官犀武的門客。犀武審議這位門客的命案，而讓其復活的原因，是因為丹罪不當死，就向主管人命的上司公孫強祈告。于是，公孫強就叫白狗把丹從地下掏出來，在墓地上停放三天，然后隨公孫強向北行走，經過“趙氏”地方，到了北地郡（治所在今甘肅慶城縣西南）一個長滿柏樹的山丘。四年后，他才能恢復神智，能聽見狗叫雞鳴，吃人間的飯食。其狀貌特征是喉部有疤，眉毛稀落，膚色黑，四肢不能動轉。

　　據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考證，這篇文字是戰國晚期寫成的，它是中國志怪小說的嚆矢。《天水放馬灘秦簡》的釋讀者則認為，它可能是根據放馬灘秦墓一號墓主人的特殊經歷編創，因而有一定寫實因素。“文中提到的邽丞、地名、職官都可以找到依據，故可以確認此紀事及其歷朔當為實錄。”文中所寫“丹死而復活的故事，明顯有志怪性質，與后世《搜神記》等一類書籍頗相似，但時代早了四百年”，文學史料價值極高。

　　放馬灘《日書》是繼睡虎地《日書》出土之后的另一重大發現，是在中國北方特別是秦人創造早期歷史的隴東地方存留的思想史、文化史記錄，價值尤其值得珍視。放馬灘秦簡《律書》的研究者強調了相關文書對于音樂考古學的意義。所出土木板地圖，可以提供重要的歷史文化信息，對于推動中國古代地圖史、測量學史和地理學研究的進步有重要意義，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反映生態環境面貌的內容。放馬灘地圖突出顯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應理解為反映當地植被條件及其經濟效益的史料。聯系秦人先祖“養育草木鳥獸”（《漢書·地理志下》）中有關“木”即林業經營的歷史記憶，可以認識其中提供的林業史信息。

　　放馬灘戰國秦墓出土的第二個“中國第一”，是畫在木板上的地圖。它反映的地域范圍較小，可能只包含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人打敗和趕走邽戎，在當地建立的邽縣（這是秦國歷史上首建的兩個縣之一。另一個是冀縣，治所在今甘肅甘谷縣東）。從地圖學的角度看，它卻是已知中國最早的第一幅地圖。

　　據考古學家研究，這幅地圖可由畫在四塊木板上的七幅圖拼接起來。原來四塊松質木板，其中只有一塊是單面簡單作圖，其余三塊正反兩面都有圖。考古學家根據各圖之間的聯系，將它們拼接成一幅完整地反映邽縣部分區域的圖版。上面有山脈、水系、溝溪、關隘以及對地名的注釋等。邽縣治所在圖上用顯著的大方框標為“邽丘”，縣級以下地名用小方框標示。整幅圖所反映的“范圍大致位于現今天水市麥積區之位置”。這就說明，早在距今2300年以前的戰國時期，就有反映今天麥積區的地圖了，而且它上面至今還可以看到六七十個地名。這些地名，如“故西山”，它與《史記·秦本紀》中說的秦文公死后“葬西山”的那個西山有無聯系？“故東谷”，與唐代詩人杜甫曾經流寓過的東柯谷有無聯系？類此都能引起人們無限的遐思和進一步研究考證。

　　關于放馬灘秦地圖的繪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斷，何雙全以為應當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天水放馬灘秦墓出土地圖初探》）。朱玲玲贊同此說（《放馬灘戰國地圖與先秦時期的地圖學》）。李學勤以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張修桂以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并將圖分為兩組，分別各有推論（《天水〈放馬灘地圖〉的繪制年代》）。雍際春以為在秦惠文王后元年間，相當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天水放馬灘墓葬發掘報告》說，“繪時代早于墓葬年代，應當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屬戰國中期的作品”。

　　有學者指出，中國“是最早繪制地圖的國家，在地圖學理論和制作技術上曾經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在埃及，曾經發現“繪制在‘都靈紙草書’的殘片上”“公元前1150年的采礦圖”，放馬灘秦墓出土木板地圖則是世界東方迄今發現的最早的“實用”意義最為鮮明的古地圖的實物遺存，已經形成了“完整統一的圖式體例系統”（雍際春《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有學者稱之為“專題性地圖的萌芽”。而這一歷史貢獻，是秦人在天水地區實現的。

　　對于其形式為“專題性地圖”“實用地圖”的這一科學發明，有必要與秦人重視實用之學的文化傳統聯系起來理解，而我們所重視的秦人在技術之學方面的領先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文物實證。

　　放馬灘秦地圖的出土，不僅在地圖學上有標志性的意義，而且在歷史學、地方志的研究中也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嘆為國寶，殆不為過。

　　放馬灘考古發掘出來的第三個“中國第一”，是西漢初期的書寫紙。它是中國造紙技術，尤其是書寫紙發明年代不容置疑的鐵證。

　　古籍上多有記載說，東漢時期的宦官蔡倫發明了造紙術。歷代學人引以為據，無可置疑。20世紀以來，考古學興起以后，考古學家從甘肅天水放馬灘、敦煌馬圈灣、敦煌懸泉置遺址、敦煌玉門關，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的居延金關，新疆羅布淖爾，陜西西安的灞橋、扶風縣的中顏村，廣州南越王墓，四川綿陽等地都發現了西漢紙。其中年代最早的是甘肅天水放馬灘五號墓出土的紙圖殘片。放馬灘五號墓是漢文帝、漢景帝時（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41年）的墓葬，殘紙上可見有墨線標識的山川道路圖。經鑒定，紙的質地是“麻類植物纖維”“是可用于書寫的早期麻紙”。它是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書寫紙實物。放馬灘紙的發現，不僅證明西漢初期就已經有紙出現，而且證明這些紙已用于繪畫或書寫。將中國造紙術的發明時間，比蔡倫造紙的記載至少提前了近300年。　據《天水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