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印度式袈裟配以中國化面孔，便成就了唐代“豐肌秀骨”的典型代表——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一佛二菩薩”是眾多佛教雕像和壁畫里相對固定的“搭子組合”，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能從中脫穎而出成為國寶級文物，其“東西合璧”的文化密碼鮮為人知。

作為甘肅省博物館鎮館之寶，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的坐佛高130厘米，左脅侍菩薩高183厘米，右脅侍菩薩高180厘米。該造像原位于被稱為“中國石窟鼻祖”的天梯山第3窟左壁龕，20世紀50年代，因修建石羊河水庫而搬遷至甘肅省博物館收藏和保護。

3月22日，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國寶級文物唐代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李亞龍　攝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的主尊坐佛圓髻廣頤，其上陰刻水波紋，豐頤秀目，低垂下視，雙唇緊閉，流露出一種莊嚴沉思的神情。身著通肩式袈裟，衣紋呈梯形折出，線條流暢，洗練寫實。右手扶膝，左手施禪定印，跏趺而坐。

“水波狀的發紋，薄唇小口高鼻梁，這是典型的犍陀羅式風格造像。”甘肅省博物館講解員趙興浩近日向中新社、中新網記者介紹說，犍陀羅國，是古印度十六國之一，由于長期受希臘文化的影響，其雕刻佛像“面形橢圓，雙目微高，鼻且直，嘴唇較扁薄，發紋呈水波狀……”

趙興浩說，這說明隨著絲綢之路的交流，把佛教文化和石窟藝術帶入了整個河西走廊乃至中原地區，傳播過程中既有各民族友好平等、和諧交流的特征，又有中國本土特色，比如這一鋪造像的面部特征既保留了犍陀羅造像的特點，又已經明顯是中國人的大致模樣了。

3月22日，甘肅省博物館展出的國寶級文物唐代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李亞龍　攝

“主尊坐佛經后世多次重妝，彩繪已然斑駁，但比例勻稱，體態雍容，仍不失盛唐神韻。”甘肅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研究館員李永平接受記者專訪時介紹說，左側脅侍菩薩頭挽垂環髻，發綹披肩，面龐圓豐，神情超脫中又露嚴正；右側脅侍菩薩發髻聳起，余發呈三綹垂肩，身體肌肉豐滿勻稱，略呈優美的“S”形，正是唐代“豐肌秀骨”的典型。

“一佛二菩薩”，一般包括主尊阿彌陀佛與脅侍的觀世音菩薩及大勢至菩薩，也被稱為“西方三圣”。李永平認為，菩薩在佛教中被視為護法，“一佛二菩薩”意在普度眾生和傳播佛教教義，以及在度化中讓信眾超脫。因此在佛教藝術中，不管是在雕塑或者壁畫中，“一佛二菩薩”組合是一個非常多的存在。

東西蜿蜒約1600公里的甘肅，石窟規模宏大，數量眾多，內容豐富，歷史悠久，且各個時代的洞窟都有不同程度的保存，構成了一部相對完整的佛教石窟藝術史，被稱為“中國石窟藝術之鄉”。擁有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等眾多石窟的河西走廊，又被稱為“石窟藝術走廊”。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原所在地——甘肅武威市涼州區天梯山石窟，始鑿于東晉十六國時期的北涼，距今已有1600多年，歷經北涼、北魏、北周、隋、唐、西夏、元、明、清歷代開鑿。

李永平說，武威是漢武帝所設四郡中，最靠近中原地區的一郡。從漢代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武威都是關中西部最為重要的一個城市，人口眾多。從中西亞前往長安的僧侶、商人、使者等，都需要在此進行較長時間的駐留和休息。古代著名的西域高僧、佛經翻譯家鳩摩羅什，就曾在此駐錫長達十余年。

2023年5月9日，位于甘肅武威市涼州區境內的天梯山石窟吸引游人參觀。田鵬鶴　攝

李永平說，作為中國早期石窟藝術代表，天梯山石窟的營造形式，被著名石窟專家宿白先生稱為“涼州模式”。據史料記載，北魏滅北涼后，曾經盛極一時的涼州（現武威市）佛教藝術受到重創，數千名僧侶、工匠、知識分子被遷到山西大同，極大影響了云岡石窟、龍門石窟等石窟的開鑿，天梯山石窟也由此被譽為“石窟鼻祖”。

“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主尊坐佛的面相，即是‘涼州模式’中的一大特點。”李永平表示，正如陳寅恪先生所言，中國隋唐文化的源流是北朝，而北朝的文化源頭就是河西走廊，通過彩塑坐佛與脅侍菩薩這組雕塑，我們從中可以清晰地理解到，古代中國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這種深度交融。（文／中國新聞網記者　馮志軍　高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