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是數字經濟時代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培育數據要素市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首次將數據作為新的生產要素，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確立了數據要素的市場地位。近日，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國發〔2021〕29號，以下簡稱《規劃》），對數據要素作出專章部署，提出強化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化流通、創新數據要素開發利用機制等重點任務舉措，對于加快形成數據要素市場體系、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打通供給壁壘，強化高質量數據要素供給

　　當前，我國數據供給的動力機制尚不完善，數據流通活力不足。以公共數據為例，政務服務、教育、醫療、交通、能源等領域還存在大量沉睡數據，如能充分開發利用，對于支撐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并可進一步帶動更大范圍的數據流通。此外，我國在數據采集加工等相關方面的制度、規范、標準等尚不成熟，從事數據清洗、分析和挖掘機構的專業能力有待提升，數據服務水平難以滿足產業發展實際需求。

　　鑒此，《規劃》提出了2方面要求。一是要培育壯大數據服務產業。支持市場主體依法合規開展數據采集，聚焦數據標注、清洗、脫敏、脫密、聚合、分析等環節，提升數據資源處理能力；培育數據服務商等社會化數據服務機構發展，依法依規開展數據的采集、整理、聚合、分析等加工業務。二是要統一標準。推動數據資源標準體系建設，提升數據管理水平和數據質量，探索面向業務應用的共享、交換、協作和開放；加快推動各領域通信協議兼容統一，打破技術和協議壁壘，加強互通互操作，形成完整貫通的數據鏈。

　　二、培育要素市場，加快數據要素流通交易

　　數據流通環境不夠成熟，成為制約數據要素市場建立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數據具有非排他、可共享復用等明顯區別于傳統要素的特殊屬性，對數據的定價高度依賴于用途和場景，數據對于不同用戶的使用價值差別巨大，難以形成統一的定價標準，更難以形成大規模、常態化的交易行為。目前，各地已先后成立了80余家數據交易機構，但場內交易并不活躍，也沒有形成較為成熟可靠的制度規則。比如，直接進行原始數據的買賣，存在數據來源不清的風險；開展數據撮合交易，存在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問題。場外交易難監管、數據主體權益難保障，容易造成數據泄露和濫用，存在較大風險隱患，交易市場存在大量違法交易，嚴重影響了數據交易向縱深方向健康發展。

　　《規劃》部署了2方面重點任務。一是圍繞數據確權與定價，鼓勵市場主體探索數據資產定價機制，推動形成數據資產目錄，逐步完善數據定價體系；開展數據確權及定價服務試驗，探索建立數據資產登記制度和數據資產定價規則、試點開展數據權屬認定，規范完善數據資產評估服務。二是圍繞數據交易環境建設，培育規范的數據交易平臺和市場主體，建立健全數據資產評估、登記結算、交易撮合、爭議仲裁等市場運營體系；嚴厲打擊數據違法交易，營造安全有序的市場環境。

　　三、挖掘應用場景，創新數據要素開發利用機制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融合日益緊密，數據幫助制造業企業實現從“規模生產”到“規模定制”，有效支撐了個性化定制、體驗式制造、網絡制造等柔性化新型制造業態。在醫療、教育、交通等眾多關乎民生的領域，數據要素的充分運用推動相關應用向數字化、智能化方向發展，促進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數據要素的價值，越來越多地體現在促進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改善生活水平等方面，要通過緊密圍繞市場需求、應用需求，做到最大限度激發數據要素潛力。

　　《規劃》提出，以實際應用需求為導向，探索建立多樣化的數據開發利用機制。針對發揮不同主體的力量部署3方面任務。一是鼓勵市場力量挖掘商業數據價值，推動數據價值產品化、服務化，大力發展專業化、個性化數據服務，促進數據、技術、場景深度融合，滿足各領域數據需求。二是鼓勵重點行業創新數據開放利用模式，在確保數據安全、保障用戶隱私的前提下，調動行業協會、科研院所、企業等多方參與數據價值開發。三是對具有經濟和社會價值、允許加工利用的政務數據和公共數據，通過數據開放、特許開發、授權應用等方式，鼓勵更多社會力量進行增值開發利用。

　　充分發揮數據要素作用，是黨領導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的全新實踐，必須堅定不移穩步推進，促進我國數字經濟向深化應用、規范發展、紅利釋放的方向發展。（徐  彬 杜萬里 國家發展改革委創新驅動發展中心（數字經濟研究發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