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文瑋 

    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開始進入扎實推進的實質性發展階段。與此同時，數字經濟也正在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我國《“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中明確指出數字化方式有效打破時空阻隔，提高有限資源的普惠化水平，數字經濟發展正在讓廣大群眾享受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

　　 當前，我國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挑戰是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表現在供求矛盾明顯、居民就業和收入狀況差距大、城鄉區域發展不均衡、公共服務質量亟須改善等方面。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的特點，對傳統產業數字化變革、突破生產要素局限的均衡化生產，以及提供公開透明的信息服務具有明顯優勢，為新時代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有利的技術條件。

　　 共同富裕首先要“富裕”。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用極易復制和擴散的數據生產要素連接各個經濟活動，顯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全要素生產率。與傳統工業經濟規模報酬遞減不同，數字經濟呈現出規模收益遞增的態勢，據中國信息通訊研究院的測算顯示，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由2005年的2.6萬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39.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由14.2%提升到38.6%，表明了數字經濟極大地推動了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宏觀經濟的一般性增長。

　　 充分就業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前提和基礎。新的數字平臺正在重塑社會就業結構，除了新增大量與數字技術研發和應用相關的高技術崗位需求外，數字平臺的廣覆蓋、高聚合功能，還實現了分散生產和個性化需求的快捷對接，出現了貼近消費的社區微工廠、帶貨主播的直播助理、物流配送的快遞員等大量新業態、新崗位，這些崗位相對來說就業門檻低、需求量大、工作方式靈活，為廣大普通勞動者開辟了機動靈活、平等多樣的就業創業選擇。2020年淘寶直播共帶動直接和間接就業機會173.1萬個，其中交易型就業機會102.2萬個，新型崗位就業機會70.9萬個，說明數字經濟在拉動就業方面具有很大潛力。

　　 城鄉和地區發展差距是共同富裕的最大痛點，究其原因，時空限制、資源約束和地方保護等是主要癥結。數字經濟依托數字平臺和無所不在的互聯網，以社會資源精準配置為核心，重新構建新型社會化分工合作體系，變傳統的固化的商業價值鏈為發散的競爭的商業價值網，有助于打破存在于城鄉和地區發展上的各種束縛，促進均衡發展。比如美團配送平臺覆蓋全國2800個縣級以上的城市，涵蓋餐飲、生鮮、商超、書店、鮮花等620萬多品類商戶，就是數字經濟通過“長尾效應”釋放居民的多樣化個性需求，并推動滿足這些需求的小規模柔性生產發展，使得偏遠地區的小微企業也有機會參與頭部平臺的整體運作的最好例證。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共同富裕的基礎保障，這一方面有賴于數字基礎設施的建設，我國這方面發展迅速，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移動寬帶覆蓋超過99%的行政村；截至2021年9月我國5G基站數量超過100萬個，占全球總數的70%以上。另一方面就是基本公共服務提質增效，大力推進智慧城市和數字鄉村建設。例如，浙江省德清縣依托17個圖層、232類數據的數字鄉村底圖探索鄉村治理可視化，借助6大類、534個感知設備的物聯感知網挖掘鄉村散落數據，加之數據共享應用，實現了實時提供便民服務、掌握村情民意、預警處置事件的智能化鄉村治理，充分體現了數字經濟治理的精準性、協調性和有效性。

　　 值得強調的是，數字經濟并不會自發生成共同富裕。馬克思曾經深刻揭露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給社會帶來的階級分化和經濟停滯弊端，數字技術在不加干預的資本邏輯運行中，同樣也會出現大平臺企業壟斷、數字鴻溝擴大、“馬太效應”加劇等風險，導致貧富分化和社會撕裂，與共同富裕的內在要求背道而馳。所以，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在充分認識和用好數字經濟的同時，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使數字經濟成為新時代賦能我國全體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精兵利器。

　　 （作者：沈文瑋，系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天津師范大學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