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范圍之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各國競相制定數字經濟發展戰略、出臺鼓勵政策，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賽道。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將其上升為國家戰略。新征程上，必須從全局高度認識和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促進數字技術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推進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全面賦能經濟社會發展。

　　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意義重大。

　　一是有利于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是增強經濟發展動能、暢通經濟循環，數字經濟是暢通國內外經濟循環、實現創新驅動發展、提升產業鏈供應鏈韌性的重要抓手。數據已成為關鍵性生產要素，數據與數字技術結合，能夠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發揮重要作用，打通資源要素流動的堵點，使國內外經濟循環更加暢通。

　　二是有利于推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不僅是新的經濟增長點，而且是改造提升傳統產業的支點，已成為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引擎。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對傳統生產方式變革具有重大影響。可有效降低信息不對稱，提升實體經濟融資效率；改善經營管理和生產方式，推動實體經濟轉型升級、提升創造力和競爭力；推動經濟發展動力向創新驅動轉變，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提供支撐。

　　三是有利于推動構建國家競爭新優勢。數字經濟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的引領作用日益凸顯，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視通過發展數字經濟構建競爭新優勢，紛紛制定發展戰略和相關政策，加大研發投入，促進數字經濟健康發展。必須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抓住先機，搶占數字經濟未來發展制高點。

　　我國擁有14億多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智能手機用戶、網民數量超10億人，形成了海量數據資源。同時，我國擁有基礎雄厚、門類齊全、結構完備的產業體系，普遍面臨著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的迫切要求，形成了規模龐大、層次多樣、潛力巨大的超大規模市場需求。這不僅能激勵數字技術研發，降低數字技術試錯成本，而且能提供豐富應用場景，加速數字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和迭代，催生更多新業態。

　　近年來，在市場基礎和多重政策利好推動下，數字經濟發展加速推進。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從2012年的11萬億元增至目前的超50萬億元，連續多年穩居世界第二位。國家數據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23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預計超過12萬億元，占GDP比重10%左右。同時，數字經濟發展的基礎更加堅實，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擴容提速，數字技術創新不斷突破，數字治理體系不斷完善。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覆蓋廣泛、技術領先的移動通信網絡和光纖網絡，5G基站數量占全球總數超六成，數據資源規模保持全球第二位，算力總規模近5年年均增速近30%。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持續加深，2013年至2023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6.7%，工業互聯網應用已融入49個國民經濟大類，培育了421家國家級智能制造示范工廠、萬余家省級數字化車間和智能工廠。這些都極大拓展了經濟發展的空間和潛力。

　　同時也要看到，同世界數字經濟大國、強國相比，我國數字經濟大而不強、快而不優，數字技術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潛力還有待進一步挖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盡快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把發展數字經濟自主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一重要論斷為充分發揮優勢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指明了方向。

　　第一，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促進數字經濟可持續、均衡性發展。在數字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由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應用程度等因素的差異，不同區域、行業、人群之間存在一定“數字鴻溝”。必須堅持創新驅動大方向，點燃數字經濟新引擎，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數字化轉型，努力彌合“數字鴻溝”，讓數字經濟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著眼于推動區域協調發展，加強中西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數字經濟東西部協作水平；大力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加快鄉村數字化轉型步伐，加大農村數字人才培養力度，提升鄉村數字治理水平；增強數字資源的可及性，推動數字素養培訓融入各類教育；規范數字經濟發展，保障數字時代勞動者合法權益，建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監管體系，防止平臺壟斷和資本無序擴張。

　　第二，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牢牢把握數字經濟發展主動權。在人工智能、云計算、區塊鏈、物聯網、大數據等領域的底層數字技術創新上，我國仍面臨關鍵核心技術被“卡脖子”等問題。必須用好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一重要法寶，發揮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優勢，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努力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筑牢數字經濟發展安全底線。

　　更好發揮國家在重大科技創新中的組織者作用，對周期長、風險大、難度高、前景好的底層技術、核心算法和關鍵軟件等戰略性領域開展有組織的科研，加強原始創新，形成數字經濟未來發展的整體優勢。深化科技體制改革，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形成適合數字技術創新發展的生態體系。優化數據交易、流通等相關制度，構建更加公平公正、有利于激發市場活力的數據產權制度。

　　第三，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充分釋放數據要素乘數效應。技術的發展和應用離不開市場需求，數字經濟具有規模經濟效益。需充分釋放超大規模市場形成的海量數據資源價值，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進一步暢通數據流動的卡點和堵點，加大公共數據資源體系建設，提高數據交易流通效率，加大數據要素的開發利用力度、范圍和深度。利用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加快優化數字經濟產業配套、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提高產業生態多樣性，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和具有產業鏈控制力的生態主導型企業，確保數字經濟生產供應體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推動“數實融合”，利用數字技術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鏈條的改造，發揮數字技術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利用超大規模市場提供的多層次需求和豐富的應用場景，反哺數字技術發展，激勵數字技術研發高質量供給。同時，不斷強化超大規模市場對全球資源要素的吸引力，增強數字資源配置和整合能力，加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聯動效應，積極參與國際標準和規則制定，綜合構建國家競爭新優勢。

　　（本文來源：經濟日報作者：長沙理工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楊立卓彭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