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隴河西諸地的早期開發

    商周至秦漢之際是甘肅經濟、政治發展的重要奠基時代。周秦部族的早期發展及若干歷史事件的發生，無疑具有全國性的重要意義。這一時期，甘肅早期的民族融合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西周先秦時代發展了東部涇渭農業和河西牧業，秦漢時期隨著長城修造及河西四郡之設，不僅河西農業出現長足的進步，而且甘肅從此成為溝通中原、關中與西域的重要通途。中原文化與南亞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與西亞中東文化的交匯融合從此成為我國西部的重要歷史現象。

    一、周秦先民與河隴的早期農牧發展

    據古文獻記載，大約于夏商之際，周部族即活動于今陜甘之間，是一個以農業經濟為主的部族。其部族先人棄曾任禪讓時代的農官，傳說棄始種稷和麥，被尊為農神，稱后稷。《史記·周本紀》記后稷子不 在夏代末竄于戎狄之間。《括地志》云：不 "故城在慶州弘化縣南三里。"弘化即今甘肅慶陽，居涇水支流上游，應是我國原始農業的重要發祥地之一。"不 卒，子鞠立，鞠卒，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植，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這就是說，公劉在慶陽地區繼承其祖先的農業傳統，故用資畜富饒，使當地的社會經濟生活有了長足的進步。"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周人的經濟政治重心又遷于今陜甘交界一帶，后長期從屬于商。《詩經》中的《風·七月》不僅是西周栒邑地區的寫照，實際也反映了當時甘肅東部的社會經濟生活實際。詩中所記農人的生產活動如耕、織、獵狩、修宮室、制衣等，說明當時的生產分工已相當細致，意味著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公子田峻的出現標志著社會階級的分化，西周時期甘肅東部農業經濟地區實際已進人奴隸制社會。

    周人南遷以后，甘肅東部有秦人部族興起。商時"贏姓多顯，遂為諸侯。"周滅商后，周孝王召秦先人非子"使主馬于汗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括地志》云："秦州。清水縣，本名秦，贏姓邑。"秦，即今清水縣。但西周時期的甘肅東部，實際仍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隴西西河灘西周遺址發掘發現有房屋、窖穴、窯址、墓葬和井，是典型的農業經濟社會。

    湟水流域當為氐、羌部族的活動地域。《說文》記："氏、羌、西方牧羊人"。這兩個部族應是甘肅畜牧經濟早期的主要開拓者，但商周時期很可能以狩獵為其主要的經濟活動。

    商周時期，在河西地區從事游牧經濟活動的尚有烏孫、月氏的先民。《穆天子傳》中的"禹知"疑即是月氏。甘肅作為中原與西北交通的重要通道，應早在秦漢之前。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秦襄公以送平王功，被封為諸侯，賜以岐以西之地。秦穆公時，西戎八國服于秦。西戎八國除大荔、混戎在今陜西境內外，其余均在甘肅。這就是說，甘肅東部此時已成為秦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其社會經濟及文化不能不受到關中先進地區的重要影響。1973年靈臺縣洞山發掘的8座春秋墓葬，說明春秋時期甘肅東部在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之上已出現了等級嚴格的士禮制度。公元1972年靈臺景家坪發掘的春秋墓中出土一件銅柄鐵劍，鐵器的出現，是甘肅東部地區社會經濟進步的又一個重要標志。

    公元前359年后，秦孝公任用商鞅兩次進行變法，獎勵耕戰，開阡陌封疆，承認土地私有，自由買賣，進一步強化發展了封建地主經濟。這一時期，自古即居住生息于河煌地區的羌人社會經濟有了新的發展。據《史記》記載，秦厲公時，羌人無戈愛劍被秦人拘執為奴，學會了秦人的農牧業知識，后逃回湟中。時"河湟間少五谷，多禽獸，以射獵為事。"愛劍返湟中后，"教之以田畜"，進行了河湟地區農牧業的早期開發。

    二、月氏、烏孫與早期河西牧業

    秦漢之際，月氏、烏孫居于河西地區。秦二世時，匈奴冒頓單于破月氏。老上單于時，匈奴據全部河西地。后月氏、烏孫西去；一支未能西去的月氏人退避南山，稱小月氏。

    月氏、烏孫及匈奴在河西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基本相似，都過著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

    《漢書·西域傳》中說："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余萬，故強，輕匈奴。"又《魏書·西域傳》中也說："（小月氏）先居西平、張掖之間，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移徙，亦類匈奴"。上述記載說明，在畜牧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已存在商品交換及貨幣，服飾則異于華夏。

    烏孫當時應處于原始部落社會向奴隸社會過渡的階段。《漢書·西域傳》中說："烏孫國……地平莽，多雨寒，山多松 ，不田作種樹，隨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西遷后，烏孫公主作歌日："穹廬為室兮旃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其在河西的經濟生活習俗亦應如是。

    匈奴據有河西后，渾邪王據酒泉一帶，休屠王據張掖一帶。《史記·匈奴傳》中說："（匈奴）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后者，百有余戎，莫能相一"。其低"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貴壯健，賤老弱。"這些都是游牧部落經濟的具體體現。秦漢之際，匈奴已將近完成向奴隸制社會的轉化，戰爭掠奪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奴隸和財產的掠奪倍加鼓勵，規定："斬首虜，賜一巵酒，而所得囟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以為趨利。"隨著匈奴奴隸制社會的發展，其貴族與平民間分化劇烈。貴族死奴隸殉葬，"近幸臣妾從事者多至數十百人"。國家機器也不斷完善，官吏、軍隊、監獄、刑罰日益完備。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被征服的部族、國家則必須"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見，則得其妻子"，"賦稅諸國，取富結焉"。

    三、全國置縣之始與長城的修筑

    郡縣制之創立與長城的創修是對我國政治經濟以及社會文化有極其深遠影響的兩個重大事件。

    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秦"伐邽戎，初縣之。"當為我國置縣之始。《地理志》記："隴西有上邽縣"，應劭《風俗通》云："即邽戎，邑冀縣，屬天水郡。"應在今甘肅天水地區。

    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在甘肅東部從臨洮（今岷縣地。一說即今臨洮）東北沿黃河河套修筑長城，這是戰國末甘肅境內最早的重大建筑工程。今臨洮、渭源、隴西、通渭、慶陽等縣秦長城遺址即始建于當時。

    自秦昭王在甘肅建筑長城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又開始了大規模的長城修筑活動，其西端在甘肅東部。《漢書·匈奴傳》中說："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筑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陽，因邊山險，塹溪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余里。"《水經注》中亦說："始皇令扶蘇與蒙恬筑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

    秦代甘肅東部長城，是當時甘肅自有史以來最具規模的一次營造建筑活動，也是甘肅人民在秦時一次最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支出。大長城西段的建成，對于保護甘肅東部社會經濟的穩定發展有積極意義。

    四、"四郡""兩關'與"絲路"開通

    漢初，匈奴不斷南侵，嚴重威脅邊郡社會經濟的發展。漢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 133年），漢朝開始了對匈奴的戰爭。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大將軍衛青出云中擊匈奴，奪取河南地。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西出隴西，過焉支山，深人匈奴千余里，大敗渾邪王及體屠王，匈奴退出河西，河西從此歸漢朝版圖。《漢·西域傳》記："漢興至于孝武，事征四夷……其后驃騎將軍破匈奴右地，降渾邪、體屠王、遂空其地，始筑令居（甘肅永登）以西，初置酒泉郡。后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列四郡，據兩關焉。"
隨著河西四郡的建立，漢在河西修筑了從令居到敦煌的長城要塞，東西長達500多公里。同時還沿長城設置"亭障"、"烽燧"，派大批戍卒職守。

    河西四郡的建立及河西防務的強化，是我國中西交通史上的重大事件。中西交通由來已久，早在春秋戰國時代，河西已是中原與西域交通的必經通道，公元前5至前4世紀，希臘人就已經知道中國之絲。只是由于匈奴占據河西之后才被隔斷。漢在河西的行政、軍事設置，無疑對絲綢之路商道的暢通起了重要的保證作用。

    漢代敦煌，是中西交通的樞紐。由敦煌出發至樓蘭，再向西分兩道：南道緣昆侖山北麓至和田；北道緣天山南路至疏勒。再自疏勒向西南越蔥嶺經大月氏、大夏可至安息。這是自漢武帝以后，販絲商隊所走的主要大道。當時，自疏勒西北行，經大宛、康居還可到奄蔡。另外，自敦煌出發西北行也分兩道：一自天山南路西走，會合北道至疏勒；一緣天山北路西去，也可至大宛、康居。敦煌作為漢代西北的國際交通中心，對中國和西方都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

    自絲綢之路開通之后，西域方物源源不斷傳人中國，除著名的大宛馬以外，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物都是由此傳入；西域音樂、樂器及舞蹈藝術為中國的音樂藝術增添了新的內容。尤其是佛教哲學、藝術的傳人，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產生了至今仍然存在的深遠影響。

    絲綢之路的開通，使中國的絲織品以更大的規模向西輸出。絲綢之路上幾百人一起的商隊絡繹不絕，經河西走廊，再由西域轉運中亞及歐洲；安息一些商人就專門從事轉運中國絲綢的貿易活動。隨著商隊西去，中國的蠶絲技術、冶煉技術、鑿井技術以及思想文化也傳向西方，這些對西方的經濟文化發展無疑也產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五、漢代河西屯墾

    漢拓地河西，在強化行政、軍事設置的同時，首先必須解決的是邊防軍需供應問題，于是"屯田"和"徙民實邊"政策在所必行。這些政策推行的直接結果，則使河西地區的農業經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據《漢書》記載："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五六萬人"。司馬遷寫道："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 糧，遠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由此可見漢代河西屯田初期的巨大規模，以及為支持屯田修治道路和糧運的巨大努力。

    屯田開發的主要承擔者是戍卒，按其職責有田卒、守谷卒、河渠卒等。為進行屯田管理，漢政府還設置了一系列的官職，如農都尉、護田校尉、候農令、守農令、勸農椽、倉長、倉佐等。以敦煌為例，屯田官就設有宜禾都尉，下設美稷候官、宜禾候官等。他們都是河西農業經濟大規模開發的先驅。

    河西草地水源主要來自祁連山雪水。漢代河西屯墾首重水利，從居延漢簡可知，居延一帶不少亭烽燧均以渠命名，如廣渠、肩水、水門、臨渠、甲渠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漢代河西水利亦多注意地下水的開發利用，居延有地名曰州井，其它一些亭障亦有以并命名者，如當井、井東等。隨著屯田規模的擴大，當時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技術也傳到河西。《漢書·食貨志》中說："武帝末……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畝三 ，歲代處，故曰代田"。代田法傳人河西顯然還伴隨著中原先進農具的傳人。相傳趙過發明耬犁，很可能當時在河西亦開始使用。

    原以畜牧經濟為主的河西地區，由于大規模的屯田，引種了中原地區品目繁多的農作物。出土漢簡中常見的各種記載就有麥、大麥、谷、秔麥、 麥、糜、秫、胡麻等。居延漢簡中還有關于種蔬菜及果類的記載，說明當時園藝業也開始在河西得到發展。由于重視水利和推廣先進的農業技術，漢代河西的糧食產量比較高。敦煌漢簡中有一條記載說，田二頃十七畝，入倉"粟八百五十六石， 州一石"，畝產約近一石，大致同于漢代中原地區的一般產量。戍卒屯田，其性質為軍事屯墾，但屯種所得，當時除邊軍食用、政府調用外，尚有相當一部分投入商品市場，說明漢代河西屯田的社會經濟效益十分顯著。

    在遣戍屯田的同時或稍后，漢代河西移民實邊對河西地區的開發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河西移民，可能于筑令居塞時已開始進行。《武帝本紀》記：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漢代徙民屯田，政府給以資助，"徙民屯田，皆予犁牛"。此外，在屯民未能自給前還"予冬夏衣廩食。"河西移民一部分來自"山東"貧民。武帝時"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乃徙貧民于關以西"，與貧民同徙者還有一部分罪徒或戍卒家屬及自愿移入者。此外，在漢代河西經濟開發過程中，兄弟民族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漢代河西地區農業經濟的開發，為中央政府在河西地區的統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的增多，至西漢末年，河西已成為國家重要的經濟及行政區域。《漢書·地理志》記酒泉郡當時屬縣有 9個，人 7．6726萬口；張掖郡有縣10個，人 8.8731萬口；敦煌屬縣6個，人3．8335萬口；武威郡屬縣10個，人7． 6419萬口。

    東漢200余年間，蘭州以東由于戰爭頻繁，經濟發展遲滯，但河西四郡仍然是富庶安定的地區，并對甘肅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在此同時，北部如居延等地，由于墾荒破壞植被，加上后世戰亂和水道改易等原因，導致沙漠南侵，至今仍是一值得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