隴右興盛與"絲綢之路"

    一、五涼諸國的發(fā)展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迭經戰(zhàn)亂，社會經濟受到很大破壞；而甘肅河西先后出現的前涼、后涼、南涼、西涼、北涼等政權，由于社會相對比較安定，經濟得到持續(xù)發(fā)展。

    曹魏統(tǒng)一北方，倉慈、皇甫隆等相繼守敦煌。倉慈在敦煌注意"抑挫權右、撫恤貧贏，甚得其理"，提高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魏末，皇甫隆在敦煌大力推行先進農耕技術，"教作耬犁，又教行溉，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使當地生產有了顯著發(fā)展。倉慈還采取積極護商政策，不僅在敦煌組織與西域商人交易，還發(fā)放路憑，護送西城商人東趨關中、洛陽貿易，因而河西商業(yè)貿易又得到恢復與發(fā)展。

    晉時中原大亂，涼州刺史張軌保守河西，境內比較安定，關隴以東人民避難河西者不絕于途。時長安有"秦川中，血沒腕，惟有涼州依柱觀"的民謠，說明河西是當時北方未受戰(zhàn)亂破壞的地區(qū)。另外，張軌時尚有10余萬塞外鮮卑人移居河西一帶，"務農桑修鄰好"，與漢族一起為河西經濟繁榮共同作出了貢獻。這一時期河西水利亦甚受重視。沙州刺史楊宣在敦煌郡修北府渠15里，并以家粟萬剛買石，引甘泉修陰開渠，長 15里，升門壘石，長40步，闊3丈，"堰水溉田，人賴其利"。后太守陰澹又開敦煌城西南陰安渠長7里，"百姓蒙利"。時光祿傅抵等向張軌告京師饑匾，張即遣參軍杜勛獻馬500匹、 布3萬匹，說明河西當時畜牧業(yè)、手工毛紡業(yè)均甚發(fā)達。至苻秦時，不僅中原甚至長江流域也向敦煌移民墾種，農業(yè)、商業(yè)都較前更加發(fā)展。后涼時河西一度出現割據混亂局面，姑臧殘破，"谷價踴貴，斗值錢五千文。人相食，饑死者十余萬口"。但此后不久，由于南涼、西涼、北涼等統(tǒng)治者們較為注意發(fā)展生產，河西經濟很快又恢復正常。南涼利鹿孤"勸農桑以供軍國之用"。西涼李 廣田積谷，其建都酒泉時將苻堅移住敦煌的百姓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5000戶置會稽郡，中州人5000戶置廣夏郡，"余萬三千戶分置武威、武興、張掖三郡"。"既遷酒泉，乃敦勸稼穡。群僚以年谷頻登，百姓樂業(yè)，請勒銘酒泉"。北涼在張掖時就特頒"勸農令"說："戎車屢動，干戈未 ，農失三時之業(yè)，百姓戶不粒食，可蠲省易謠，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后又在敦煌一帶大興水利；遷姑臧之后又恢復了姑臧一帶的經濟。北涼更注意通商西域，時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詣蒙遜稱臣貢獻，并"各詣涼土販貨"。姑臧不僅成了河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當時的國際貿易中心。

    魏晉時期河西的經濟繁榮，在地下發(fā)掘考古中也可得到證實。公元 1972年至 1973年在嘉峪關市新城公社戈壁灘上發(fā)掘清理的魏晉墓葬中，共保存壁畫600余幅，大部分反映當時農桑畜牧、屯田營壘、塢壁穹廬、獵戈出行、庖廚宴樂、衣帛器皿等方面的情景。壁畫以大量的篇幅描繪了勞動人民從播種到揚場的一整套農業(yè)生產過程，有迄今發(fā)現最早的耙、耱的形象資料；壁畫中還有許多各民族一起采桑、屯墾、放牧的畫面。這些都是當時河西社會經濟繁榮的生動寫照。

    大量資料證明，五涼時期河西儒學及佛教盛行，碩儒高僧輩出，石窟藝術繁榮燦爛。

    西晉之后，今甘肅蘭州以東亦先后出現過幾個割據政權，如匈奴族人的前趙、羯族的后趙、氏族的前秦，以及甘肅東部武都地區(qū)氏人建立的仇池國。在南北朝時期，漢、鮮卑、氐羌、柔然等族互相影響，成為甘肅社會發(fā)展歷史一個獨特的時期，民族繼續(xù)融合是這一時期的重要特點。

    各割據政權由于處于較低的經濟文化發(fā)展階段，所以大多從事掠奪性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直接目標除一般財富外，主要是土地和人口。如西秦乞伏乾歸攻姚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時，徙2．5萬戶于宛川桴罕。拓拔魏滅北涼，"徙士民十萬余戶于平城"。頻繁的戰(zhàn)爭和大規(guī)模強迫性移民，一方面造成對社會生產的破壞，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各民族間的融合。這不僅包括民族血統(tǒng)間的融合，更重要的是經濟文化的交流。漢族較高的生產技術隨著被迫移徙不可避免會傳向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區(qū)；不少民族割據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也都主動任用漢族碩學名士。

    至南北朝之際，甘肅各兄弟民族由于久已世代雜居，融合程度更進一步深化。到隋唐時，原甘肅境內主要地區(qū)紛繁復雜的兄弟民族基本上融為一體。

    二、古代甘肅國際貿易的興盛時期

    通過魏晉南北朝時期各民族間的融合，甘肅的社會經濟文化水平得到普遍提高。隋唐之際，特別是唐開元天寶間，甘肅成為全國經濟最富庶的地區(qū)之一，農業(yè)、紡織業(yè)及黃金生產、水力資源的開發(fā)利用等，在全國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資治通鑒》記載，是時"天下稱富庶者無如隴右"。

    隋唐之際，我國與西方諸國的貿易交通主要通過陸路，即從國都長安西行，經河西走廊西端敦煌而分道各地。隋統(tǒng)一中國，隨著國力強盛和甘肅社會經濟的不斷發(fā)展，"西域諸番，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大業(yè)三年（公元607年），煬帝將巡河右，令裴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 伯雅及伊吾吐設等， 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焉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國謁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 ，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亙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這充分表明當時甘肅經濟及對外貿易的繁盛。

    至唐代，甘肅的國際貿易地位更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唐初，楊慕仁為涼州總管，"慕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并入朝貢"。貞觀之后，唐囊括蔥嶺以西，西域各國稱臣納貢向東者不絕于途，河西成為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場所。

    甘肅的對外貿易，實際上遠在魏晉時就有不少波斯商人在河西定居經商。當時地中海地區(qū)與中國間的絲綢貿易，多為波斯商人居間控制，西方金銀幣，亦可在河西通用；有些人世居河西，甚至成為中國官員。隋唐以后，大批西域商人進人河西，著名的昭武九姓商人在河西擁有巨大的經濟勢力。唐肅宗至德二年"河西兵馬使蓋誕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jié)度使周泌，聚眾六萬"，進行叛亂，說明胡商在河西的政治勢力也不可小視。
由于政治環(huán)境的安定及外貿發(fā)展，唐代中前期河西社會經濟生活十分繁榮。唐詩人元稹曾寫道："吾聞昔日西涼州，人煙樸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樂，紅艷青旗朱粉樓。"應是真實寫照。

    唐安史之亂，吐蕃占有河隴。代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以后，吐蕃先后占有廓州、岷州、秦州、渭州、洮州、蘭州、河州、鄯州等地。廣德二年（公元764年）后，吐蕃又先后占領涼州、甘州、沙州等地，隴西、河西全部為吐蕃控制。

    吐蕃至松贊干布時雖已發(fā)展到奴隸制階段，但社會經濟文化仍遠較甘肅地區(qū)落后。吐蕃的進占，不能不將其落后的奴隸制生產方式同時帶入。"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廣，守兵勞弊，以國家始因用胡為邊將而致禍，故得河隴之士約五十萬人，以為非族類也，無賢愚，莫敢任者，悉以為奴仆"。隨著吐蕃軍事實力的擴張，"自輪海以東，神鳥、敦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zhèn)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或叢居城落之間，或散得野澤之中"。奴隸制在甘肅的普遍推行，不能不說是一種歷史的倒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張議潮在沙州起義，翌年甘肅東部大部歸唐。至大中五年，瓜、沙、伊、甘、肅、蘭、鄯、河、岷、廊等州也均已復歸唐室。張議潮在河西一帶"大興屯田，水利疏通"，吐蕃帶來的普遍的奴隸制逐漸得到改變，"河西創(chuàng)復，猶雜蕃渾，言音不同，羌龍、溫木、雷咸懾伏，訓以華風，咸至馴良，軌俗一變"，甘肅的社會經濟生活又逐漸得到恢復和發(fā)展。

    三、石窟藝術輝煌燦爛

    十六國至唐開元天寶之際，甘肅由于社會經濟長期比較穩(wěn)定發(fā)展，國際貿易的絲路通暢無阻，佛教文化藝術在統(tǒng)治者的提倡和相對雄厚的物質基礎上在甘肅得以迅速發(fā)展，佛教石窟藝術在甘肅各地燦若群星，形成我國西北地區(qū)最具有特色的文化群落。其中除享有世界聲譽的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外，尚有安西榆林窟、酒泉文殊山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肅南馬蹄寺石窟、慶陽北石窟寺、涇川富山石窟等。

    敦煌莫高窟始建于苻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唐時已達1000余窟。后歷經宋、元、明、清代增鑿重修，經過近10多個世紀的歷史創(chuàng)造和積累，敦煌石窟藝術作為一項綜合性的藝術寶庫，是人類文化遺產中的一項瑰寶。

    敦煌石窟藝術中的壁畫以其高妙絕倫的技藝及深刻的社會歷史內容為世人矚目。敦煌壁畫數量甚大，有估計說如統(tǒng)一拼排，平均高度為3米，其總長可達25公里，堪稱世界之最。就藝術性而論，敦煌壁畫至唐代應最為成熟，不僅色彩富麗絢爛，而且形象生動。菩薩或端莊凝思，或豐碩秀美；飛天或飄然多姿，或衣帶當風；本生經變故事，或天堂地獄，山林都市，或祥云神鹿，強盜餓虎。可謂變幻神妙，氣象萬千。各類人物，或帝王后妃，或外國使節(jié)，或供養(yǎng)士女，或販夫走卒，無不多姿多采，栩栩如生。就社會歷史內容論，即使是本生經變故事，也大多浸透著或折射出世俗的盛衰榮辱。西方凈土中的笙、蕭、筍、笛、羯、鼓、琵琶，若干本生經變故事中耕牛、走馬、狩獵、收獲，供養(yǎng)人像中服飾、車馬、儀從，其它如行醫(yī)郎中、渡河舟子、牽牛牧童、宰羊屠夫、休眠商旅等等，敦煌壁畫天國靈光中籠罩著的是真實的歷史社會，具有極為豐富的社會內涵和很高的歷史價值。

    敦煌彩塑保存至今約2400余尊，眾多佛像、菩薩、天王、力士造像，個性突出，或剛健勇猛，或慈祥尊嚴，或嬌柔透逸，無不滲透著生命的活力，與壁畫相映生輝，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

    此外，于公元 1900年發(fā)現封閉在藏經洞中的 3萬多卷經卷文書，就時代而言，上起東晉，下迄趙宋；就內容而言，包括佛教、道教、景教、摩尼教的經典及經、史、子、集等文化典籍，內多六朝、唐人寫本；文字類別包括漢、藏、回鶻、龜茲、于闐、粟特及梵文等，是一份極為珍貴的文化遺產。

    天水麥積山石窟約與敦煌石窟同一時期始建，現存北魏至清代洞窟 194個，壁畫1300余平方米，塑像雕像7000余身。石窟多外木內石，氣象宏大，結構巧妙，其中涅槃窟、千佛廓、散花樓、牛兒堂等最為宏偉。散花樓上七佛閣，坐落于距地面50多米的懸崖絕壁，前為巨大的石檐列柱，后為巨大的七佛龕，題稱"麥積奇觀"，是我國佛教石窟建筑藝術的精品。壁畫以北魏晚期規(guī)模最大，但富麗生動仍以唐代為佳。雕塑中引人矚目的是屬于隋代13號摩崖造像，坐佛垂足，高達15．28米，左右二菩薩略小，但俱莊嚴生動，使人望之驚嘆。與敦煌不同的是麥積山石窟彩塑中的宋塑仍精美絕倫，如156窟之菩薩及侍女，面貌婉麗秀美，衣飾輕倩飄動。再如 191號摩崖龕中的蓮花神像、牛堂的踏牛天王，其制作精妙，氣韻生動，亦均不下于唐塑。

    永靖炳靈寺石窟始建于西秦，今存窟龕 183座，壁畫 900余平方米，造像776身。炳靈寺石窟處黃河深峽之中，窟上山勢奇峻，窟下黃河洶涌，使石窟神秘奇幻的宗教氣氛更為濃重。炳靈寺地處黃河津渡，古為軍事要地，是漢通吐蕃的必經要地，所以炳靈寺石窟藝術不僅是中印文化的交匯，也是漢藏文化的交匯。炳靈為藏語譯音，意為"十萬佛所在"。其中 169窟為西秦乞伏熾盤時所開，造像高鼻大眼，頗具西域民族特征。北壁有建弘元年造像題記龕，是至今我國已發(fā)現的最早的石刻題記，造像為鮮卑人著漢服，更使炳靈寺帶有我國北方民族融合的特征，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炳靈寺石窟以造像見長，石雕巨像有高達28米，亦有微至25厘米者，其中以唐代造像最為精美。

    以隋唐時期為發(fā)展高峰的石窟藝術，是甘肅社會歷史及文化發(fā)展的一個輝煌燦爛的組成部分。無論它所反映的是甘肅歷史上世俗社會的苦難，還是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甘肅人民的偉大創(chuàng)造，今天都值得我們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