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張繼剛

　　早期秦人世居甘肅隴右地區，自中潏（商朝后期）至秦襄公（前778年―前766年在位），歷十三代三百余年，艱苦創業，在與西戎斗爭的過程中由弱變強，并逐漸取得霸主地位。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早期秦文化。包容多元的早期秦文化，對秦的統一產生了深遠影響。隨著秦統一全國，早期秦文化對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深遠，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

　　1 早期秦文化與甘肅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的文化源頭與甘肅有著緊密的關系。

　　“秦”的稱號來源于甘肅。根據清華簡記載，周成王時期，飛廉因參與商人反叛，事敗被殺，“成王伐商盍，殺飛廉，西遷商盍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邾”即甘肅天水甘谷縣的朱圉山，秦人被周成王遷于此。從西周中期非子之父大駱的時代開始，秦人已經以犬丘為據點，為周“保西垂”。周孝王時，非子為周養馬有功，被封為附庸，“邑之秦”，這就是秦人得名為“秦”的開始。《史記·秦本紀》載：“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于是孝王曰：‘昔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后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水經注·渭水》載：“（東亭水）又逕清水城南，又西與秦水合，水出東北大隴山秦谷，二源雙導，歷三泉，合成一水，而歷秦川。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為號，始自是矣。”根據文獻記載可知，秦的地名來源于秦水，不是因為有了非子才有了“秦”，而是因為非子得到了秦地才號為“秦”。西犬丘在甘肅禮縣，而秦亭則在甘肅清水縣或張家川，所以，“秦”的稱號起源于甘肅天水地區。

　　早期秦文化發源于甘肅境內。考古考察發現和文獻記載，秦人至遲在商代末年已經活動于甘肅東部。非子“邑之秦”，這個“秦”就在今甘肅省清水縣或張家川，也正是后人所講的“秦亭”。根據史料，秦人自中潏“在西戎，保西垂”，至文公東獵并在關中擇都營邑之前，十三代秦人世以犬丘、秦為居地，主要活動于甘肅天水一帶。這期間嬴秦在非子、秦侯、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的經營下，逐漸強大并向東發展，并形成了獨特的早期秦文化。可以說，早期秦文化發源、發展于甘肅境內。在早期秦人的發展歷史中，秦亭是重要的立足點，是秦人向西擴張、向東發展的根據地，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嬴秦的根源在甘肅，所以盡管秦文公遷都關中，他去世后還是要回歸西邑，與其父襄公同葬一處。

從法國回歸的禮縣大堡子山文物——鷙鳥形金飾片

　　甘肅境內的早期秦文化遺存。甘谷毛家坪遺址，位于甘肅省甘谷縣磐安鎮毛家坪村，東距縣城25公里，遺址中發現了各類陶器如鬲、盆、豆、罐、甑及其一些骨器、玉器、鐵器等遺物。毛家坪發現了西周時期的秦文化，居址二期為西周后期，居址一期的年代可早到西周前期。毛家坪遺址對探索早期秦文化意義重大。20世紀90年代初，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盜掘，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后對被盜大墓進行清理。禮縣大堡子山秦公陵園，位于禮縣縣城東13公里處西漢水北岸，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金器、車馬器、兵器和樂器，尤其樂器坑是在秦公大墓被盜掘后幸存下來的，出土的大型成套銅鐘镈和石磬，保存完好，紋飾精美，對研究秦國早期青銅文明具有重要意義。許多青銅禮器銘署“秦公作鑄”，表明墓主是秦公的身份。其中，耀眼的金鷙鳥反映了早期秦文化的獨特魅力，有學者認為金鷙鳥就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中的玄鳥。

　　毛家坪、大堡子山遺址，充分證明了秦人自商末中潏“保西垂”始，至秦文公東遷關中前，其活動的主要范圍在甘肅隴右。其他還有天水董家坪遺址、禮縣圓頂山秦貴族墓地、禮縣西山遺址和清水李崖遺址等，都充分證明了早期秦文化發源于甘肅境內。

　　2 華夏文明的重要源頭

　　縣制最早出現在甘肅。早期秦文化在政治上表現為不受束縛、善于革新，并講求功效。郡縣制是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推行的政治制度，而郡縣制的發源地，則在西垂之地即今甘肅天水地區。

　　《史記·秦本紀》載，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記載了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在甘肅天水征服邽、冀二族之后，分別以其族名在該地設立了縣。

禮縣博物館藏的蟠虺紋青銅車形器（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

　　“邽”在今甘肅省天水市清水縣，“冀”即今甘肅省天水市甘谷縣，均在秦故地秦邑與西犬丘之間。這是迄今為止最早關于設縣的明確記載。以后秦國逐步將此類舉措制度化，至商鞅變法更在全國推行，共設了41個縣。天水放馬灘出土的地圖是我國迄今為止所見最早的地圖實物，對研究戰國時期秦地方行政區劃和建置具有重要意義。

　　縣的出現，標志著新的地方行政區劃的開始，在此基礎上最終形成郡縣制。王夫之言：“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郡縣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和發展的制度保證，對中華文明影響深遠，也影響到歷史上和今天周邊的一些國家。出自秦人的發祥地甘肅天水地區的縣制，則構成了華夏文明的重要內容。

　　嬴秦是中國農業文明的源頭之一。文獻記載中強調秦人善于養馬，但并不是說沒有農業。其實，早在秦人“保西垂”時代，就經營起了發達的農業和畜牧業。嬴秦是農業生產中較早使用鐵制工具、最早普遍使用牛耕的國家，文獻和考古資料中都有印證，也得到了學者們的肯定。禮縣大堡子山秦陵車馬坑盜余的殘留物中，發現有銹蝕嚴重的鐵制品；禮縣圓頂山秦貴族墓區，出土了銅柄鐵劍；在甘谷毛家坪遺址中則發現了一件長8cm、寬2-3.5cm、厚0.3cm-0.9cm的鐵鐮。鐵鐮的發現，說明早期秦人已經在農業中使用了鐵制農具。

　　秦人善于畜牧，利用畜力耕地具有天然的條件，所以牛耕的出現就不以為奇了。歷史學者徐中舒指出：“犁在戰國時普遍使用，是由邊區向中原發展。邊區牛馬多，故先有犁耕。中原長期用耒耜。”《戰國策·趙策》載趙豹應對趙王曰：“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其死士列于上地，令嚴政行，不可與戰。”趙豹特別強調秦的牛耕和水路運糧，體現出秦國牛耕的普遍使用和農業的發達。

　　通過考古資料可知，早期秦人完全不像傳統的認知，即過著游牧、狩獵，所謂“戎狄之俗”的生活。在毛家坪遺址中發現有灰坑、殘房基地面，說明從西周早期開始，秦人已經過著定居的生活，而出土的餐具，如盆、豆等，藏貯器甕、罐等，可以推知早期秦人以糧食作為主要食物來源。《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發掘報告》指出：“毛家坪的陶器為紅陶，而西周的陶器多為灰陶；毛家坪的實柄豆也與西周墓的豆不同。”考古資料表明，毛家坪秦人已經有自己獨特的飲食生活習慣。在早期秦人活動范圍內的天水市諸縣及隴南市的禮縣、西和縣的博物館都藏有數量較多的陶器鬲、盆、罐、甑等，這些生活用具的大量出土，也從側面印證了早期嬴秦農業的發達。同時，秦邑和西犬丘具有良好的自然環境，都是適宜農業耕種的地區。從出土器物和早期嬴秦居住地的自然環境來看，秦早期的農業文明是比較發達的。秦早期的農業文明，構成了中華農業文明的源頭之一。

　　古箏由秦人創造。箏，又稱秦箏、古箏，是中華民族古老的民族樂器，之所以稱為秦箏者，是因為這種樂器最早是由秦人發明創造的。李斯《諫逐客書》曰：“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箏由誰創造，其中有一種觀點是蒙恬所造，如應劭《風俗通義》卷六《箏》：“謹按《禮·樂記》：‘箏，五弦，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陸法言《切韻》中也說：“箏，秦蒙恬所造。”《隋書·音樂志》：“箏，十三弦，所謂秦聲，蒙恬所作者也。”《詩經·秦風·車鄰》篇中描寫秦地兩位友人見面時，彈瑟吹簧，反映了秦仲時秦地音樂的發展和普及。箏在秦國應該有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其中蒙恬起到了重要的改良作用，箏的創造、改良應當是從秦仲至蒙恬在世時的約六百年間完成的。至少可以說，在箏的形成與完善過程中，秦人具有關鍵作用。

　　3 包容性與多元性

　　早期秦人具有開拓精神和開放意識，善于結合不同的文化，輸入自身的活力，形成有利于自身發展的文化模式，其特點是既秉承傳統的精神，又不為傳統所束縛。

　　秦人善于學習和借鑒，早期秦文化包容了殷商文化、周文化、西戎文化和西來文化，兼有農業文明和畜牧文明。從考古資料可知，具有鮮明殷商文化特征的早期秦文化中，包含了許多戎文化的因素，如以鴟鸮為標識的金箔飾片、青銅短劍等。而墓葬中蜷曲特甚的屈肢葬、西向墓和形制多樣的偏洞室墓穴，都是秦、戎共有的文化現象。在與西戎的對抗和密切交往中，秦的文化逐漸多元化。西戎的生活習俗、軍事風格都對早期秦人有著深刻影響。秦仲在位23年，后死于伐戎之役。這種生與死的較量中，西戎文化對秦文化的影響是劇烈的，因此，史籍中常說秦人“與戎狄同俗”。

甘肅省博物館藏的垂鱗紋秦公銅鼎

　　早期秦文化還兼容了周文化，秦的禮樂文化、嫡長子繼承制都受到了周文化的熏陶，從已出土的青銅器和葬俗文化上看，秦人也融合了周人的做法。秦與西方文明也存在大規模交流，秦人的冶鐵技術、黃金的大量使用，以及秦的石刻、設立伏祠，都是與西方文化交流的表現。《史記·秦本紀》載，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蠱”。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史記正義》云：“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為之，故云初伏。”可見，周時并沒有伏祠，秦時才開始出現。有學者就認為，設立伏祠、以狗御蠱以抵御熱毒惡氣，是受西來文化的影響。

　　早期秦文化以其包容、開放的姿態，兼容了殷商文化、周文化、西垂的戎文化，又吸收了西方文化，最終形成了不同于東方六國的包容多元的秦文化。包容性和多元性是早期秦文化鮮明且一以貫之的特色，也是中華文明幾千年傳承的特征之一。秦文化在早期秦文化的基礎上形成，而“漢承秦制”，漢文化又深受秦文化影響，早期秦文化在華夏文明形成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禮縣大堡子山

　　從中國范圍來看，我們自稱漢族、漢人，源自漢王朝；但從世界范圍來看，西方稱我們為China，卻源自“秦”（Chin）（波斯語）。假如秦統一中國后再能延續幾百年，或許我們就該叫秦族或者秦人了。

　　中國古代的西向交通，以經天山南路越帕米爾高原進入印度、中亞的道路最便捷、頻繁，而秦國當其咽喉。西周晚期以來，秦逐漸強盛，秦穆公“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遮蔽了周朝對西邊的影響。歷史學者岑仲勉認為：“秦即當西道之沖，東周雖擁號天王，實同虛位，由是西方民族只知有秦，不知有周，此秦（chin）之稱所由起也。然秦迤東尚有神州大陸，比秦大十數倍，西方之人，未必毫無聞知，當時列國分立，無所統一，彼于是以秦之稱而混名曰‘大秦’（Machin），如我國之稱大月氏及小月氏，大宛及小宛，‘大秦’一名之起因，竊謂以上說為近理。”《史記·大宛列傳》《漢書·匈奴列傳》皆稱來自中原的人為“秦人”，新疆拜城縣保存的東漢時期摩崖刻石中還按傳統稱為“秦人孟伯山”。據有些學者研究，歐洲稱中國為china一詞就是來源于秦，秦是世界各國對中國的代稱。中國在世界上因秦而得名，而秦則因甘肅的秦亭而得名。

　　早期秦文化，是秦人進入甘肅隴右后，在繼承和學習商周文化的同時，吸收了戎狄文化，并與西方文化開展交流，以其兼容并包的文化姿態，最終形成了包容多元的秦文化。其上承商周，下啟秦國、秦朝，對中國歷史進程具有長久的影響。探尋甘肅早期秦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對追溯華夏文明源頭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