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省博物館佛教藝術展館內莫高窟仿真全景

敦煌莫高窟壁畫的曇延法師畫像

敦煌壁畫

酒泉市出土的北涼高善穆石造像塔

　　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潘春輝

　　敦煌位于甘肅河西走廊西端，南接青海，西連新疆，聯(lián)接著東西交往的絲綢之路，自漢代以來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它被譽為古代絲綢之路上的明珠。

　　歷史上的敦煌既是中原王朝的邊陲重鎮(zhèn)，又是毗鄰西域各國的國際名城，是中國文明輸出和西方文明輸入的中轉站。季羨林曾說過：“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廣闊、自成體系、影響深遠的文化體系只有四個：中國、印度、希臘、伊斯蘭，再沒有第五個；而這四個文化體系匯流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中國的敦煌和新疆地區(qū)，再沒有第二個。”

　　學者們認為佛教最初傳入中國也與敦煌有密不可分的關系。佛教主要從西域緩慢滲入，經由橫跨亞歐的絲綢之路在敦煌進入中國，穿過河西走廊進入“關中”和華北平原。因此，敦煌成為佛教東傳的源頭與首要中轉站。

　　敦煌地處絲綢之路“咽喉要道”

　　絲綢之路是一條國際交流通道，她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 ，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絲綢之路曾是聯(lián)接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古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等國家的紐帶；在絲綢之路的要沖，誕生了至今仍在影響人們思想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世界上許多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和思想流派，如中國的四大發(fā)明、印度的佛教等，多是通過絲綢之路廣泛傳布，進而對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經絲綢之路，中國的絲織品、鋼鐵、竹器、漆器、陶器及先進的生產技術傳入西方，而西方的葡萄、苜蓿、胡麻等物產，以及音樂、繪畫、宗教也隨之傳入中國。

　　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總扼兩關（陽關、玉門關），東接中原，西臨新疆，控制著東來西往的商旅。從敦煌西出陽關，沿昆侖山北麓，經鄯善（若羌）、且末、于闐（和田） 至莎車，穿越蔥嶺可以進入大月氏、安息等國；從敦煌出玉門關北行，沿著天山南麓，經車師前王庭（吐魯番）、焉耆、龜茲（庫車），到達疏勒（喀什），然后越蔥嶺，進入大宛、康居、大夏等地；而從敦煌至伊吾（哈密），再經蒲類（巴里坤）、鐵勒部，渡今楚河、錫爾河而達西海（地中海）。這三條道路都“發(fā)自敦煌”，“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見敦煌在絲綢之路的重要地位和樞紐作用。因此，隨著絲綢之路的日益繁榮，地處絲路要沖的敦煌也隨之發(fā)展成為中西交通的樞紐與佛教東傳的橋頭堡。

　　一般認為，佛教是從中亞的康居、安息、大月氏三國，沿塔克拉瑪干沙漠，通過西域的媒介，至河西走廊的敦煌，最終到達中原。在漢武帝通西域前，佛教已通過大月氏、罽賓的媒介，傳入蔥嶺以東的西域許多國家。兩漢時期，印度和蔥嶺東西，無不受到佛教的浸染熏陶，后佛教沿絲綢之路繼續(xù)向東傳播。而敦煌地接西域，雄踞兩關，首先迎接佛教的東傳。在后來佛教向中國繼續(xù)傳播的過程中，敦煌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也有學者將“絲綢之路”稱為“佛教之路”。

　　敦煌是我國最早接觸佛教的地區(qū)之一

　　敦煌地接西域，在佛教傳入我國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傳說中的攝摩騰，竺法蘭白馬馱經至洛陽，現(xiàn)存的幾部《高僧傳》所記載的著名的中外僧人，無論訪學天竺或傳教東土以及來往于絲綢之路上的各族商人、各國使節(jié)無不途經敦煌。許多天竺、月氏僧人越過蔥嶺來到中國傳教，首先要解決語言問題，學習漢文漢語，高昌與敦煌是兩個主要城市，而后者更具有吸引力。據(jù)史料記載，從三四世紀起，敦煌是域外僧人進入中原之前，準備語言、熟悉風俗人情的地方。同樣，西行的漢族僧人也要在敦煌準備糧秣、熟悉西域語言。

　　現(xiàn)有的資料證明，大約在東漢晚期，佛教已開始在敦煌廣泛流行。在漢晉簡牘中曾經發(fā)現(xiàn)過僧徒們所持的“過所”（古代過關用的憑證）文書，證明敦煌地區(qū)當時已有“纖錢佛屠”這樣的廟宇；唐人寫的《莫高窟記》，也載有晉司空索靖題壁“仙巖寺”的記載。《高僧傳·竺法護傳》云：“是時晉武之世，寺廟圖像，雖崇京邑，而方等深經，蘊在蔥外。”當時敦煌佛教“寺廟圖像”之盛，竟可與京邑比“崇”，其繁榮景況不難想見。

　　東漢中晚期以后，大批印度、西域高僧，如安世高、竺朔佛、支婁迦讖等，跋山涉水，傳教內地；中土名僧也紛紛往天竺求法取經。西域高僧南下傳法與中原僧人西去取經皆經由敦煌，敦煌成為我國古代佛教傳播的樞紐。

　　魏晉之際，政府禁止?jié)h人出家，僧人以胡人為主，漢人很少。《洛陽伽藍記》記載張騫通西域以后，“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這里的“塞下”當指絲路東段最西部的咽喉——敦煌。許多與胡商、外國使節(jié)結伴而來的西域胡僧在進入中原以前，先在敦煌學習漢語，翻譯佛經，為佛教向中原傳播做準備。

　　隨著佛教的不斷發(fā)展，西域向內地傳法以及內地向西域取經的事例不斷涌現(xiàn)。如西域龜茲僧人的內地之行，于道邃、單道開、竺曇猷、法穎等人的南巡，朱士行的西行求法等。從兩漢魏晉之際經由敦煌南下西去傳法取經的史實可知，敦煌是佛教由中亞、西域傳布中原的重要樞紐與中轉站，敦煌為佛教的東傳作出了重要貢獻。

　　敦煌佛教造像匯聚了中外藝術的精華

　　敦煌地處河西走廊西端，是絲綢之路的要沖，又是多民族聚集之地，有著深厚的漢文化傳統(tǒng)并深刻地受到外來佛教藝術的影響。自漢代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中原文化在敦煌生根發(fā)芽。同時，由于敦煌地接西域，交通便利，也就較早地接受了發(fā)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西亞、中亞的文化也隨著印度佛教文化的東傳而到達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在敦煌匯聚、碰撞和交融。

　　敦煌石窟始鑿于四分五裂的戰(zhàn)亂時期，最早的塑像受到犍陀羅造像等域外風格的影響。及至北魏統(tǒng)一中國北方，中原造像雕刻藝術與西域佛像藝術風格交融合流，形成新風。

　　佛教初傳入敦煌時，出于對佛的景仰、崇拜，當時信徒還不能完全改變佛的造型，這在敦煌莫高窟早期佛像中有所反映。莫高窟現(xiàn)存早期洞窟的佛教造像深受印度犍陀羅藝術影響。其早期石窟佛教造像皆帶有印度人的多種特征，特別是高鼻深目，具有鮮明西域風格的佛教造像在莫高窟比比皆是，其中以印度的犍陀羅藝術影響最為突出。直至隋唐之際，敦煌佛教藝術中仍不乏外來因素的影響。從敦煌佛教造像中濃厚的外來藝術因素中可見，佛教初傳入敦煌時，莫高窟基本復制了印度佛教造像的原貌，并以此向中國社會展示。

　　此后，隨著中原文化的浸淫，敦煌佛教造像中的中原特色亦不斷濃厚。事實上，在佛教傳入敦煌之時，漢晉文化傳統(tǒng)在敦煌地區(qū)已有了堅實而深厚的基礎。因此隨著佛教的東傳，敦煌石窟佛教造像中的印度犍陀羅藝術特色與中原傳統(tǒng)雕像手法不斷融匯。外來藝術與中原風格在敦煌實現(xiàn)了融合。如在衣飾披帛的花紋圖案上，傳統(tǒng)的忍冬、花鳥紋與新傳入的波斯獅鳳紋、聯(lián)珠狩獵紋、獸禽紋等相互輝映。在繪畫上，中原式染色法與西域式明暗法相互結合，產生了立體感的新暈染法。這些無不反映了敦煌佛教造像對南北、中外、佛教或非佛教種種藝術進行的大膽吸收、融合和革新。

　　敦煌佛教造像體現(xiàn)出中外藝術的融匯，這也同樣反映出敦煌在佛教西來東漸中的地位。

　　敦煌是真正意義上的“佛教都會”

　　有學者研究認為，佛教早在公元1世紀下半葉就傳入敦煌，并一直在民間流行。公元366年（前秦建元二年）一個叫樂僔的禪僧云游到敦煌莫高窟，忽然看見三危山上金光萬道，仿佛有千萬個佛在金光中顯現(xiàn)，樂僔認為是佛的昭示，于是他在莫高窟開鑿了第一個石窟。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叫法良的禪師，在樂僔所開石窟旁又開鑿了一窟。從此之后，敦煌莫高窟的洞窟營建持續(xù)了近千年，形成日后規(guī)模宏大的石窟群。如今莫高窟保存著十六國、北魏、北周、隋、唐、宋、西夏、元等各個朝代的洞窟735個（其中主區(qū)492個），壁畫4.5萬平方米，彩塑雕像2400余尊，是我國現(xiàn)存石窟藝術寶庫中規(guī)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一個。

　　北魏時期，敦煌石窟與寺塔繼續(xù)興建。《魏書·釋老志》言：“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此記載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敦煌石窟寺修建的興盛。魏晉北朝時期是敦煌佛教獲得長足發(fā)展的重要時期，自前秦建元二年（366年）莫高窟開鑿以后，其后經北魏、西魏和北周的不斷開鑿，現(xiàn)存洞窟39窟。隋朝建立后，在隋文帝與隋煬帝的支持下，佛教得以迅速發(fā)展，敦煌因而再次出現(xiàn)了開窟高潮。在隋朝短短的37年間，敦煌洞窟大量開鑿，仍存留至今的就有七八十個，這樣規(guī)模的開窟進程，在莫高窟一千年的興建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

　　唐朝建立后，敦煌佛教依托絲路的繁盛，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在武則天時期，由于對佛教的推崇，佛教大盛，當時敦煌佛教達到了空前規(guī)模。現(xiàn)存敦煌洞窟中，初唐開窟47個，續(xù)修隋代未完成洞窟2個，重修3個；所存盛唐洞窟96個，續(xù)修初唐未完成洞窟1個，重修隋代洞窟3個。除開窟造像外，隋唐時期敦煌境內寺院佛寺的數(shù)量亦不斷增加。唐代是敦煌藝術的全盛時期，洞窟形制以殿堂窟為主，而巨型佛像的出現(xiàn)，則是唐代前期莫高窟洞窟形制的顯著特點。唐代的塑像技術也進一步提高，如328窟的脅侍菩薩，頭部向右略微傾斜，面帶微笑，全身重心落在一只腳上，腰部微扭，全身呈“S”形，嫵媚動人。唐代的壁畫內容豐富，場面宏偉，色彩瑰麗。如初唐205窟“觀音經變”，畫中的觀音面相豐滿，體態(tài)健美，珠寶遍身，通體綾羅，儀態(tài)萬千。

　　唐代末年敦煌陷入吐蕃統(tǒng)治。吐蕃贊普墀松德贊篤信佛教，在敦煌采取了崇佛的措施，莫高窟繼續(xù)開窟，新建洞窟57個，補繪前代洞窟20個，重繪洞窟11個。若以每年的平均數(shù)計算，甚至超過了初唐、盛唐。吐蕃統(tǒng)治結束后，歸義軍政權統(tǒng)治敦煌，亦大力發(fā)展佛教。當時興建的石窟就有六七十個之多，并派高僧出使中原，與長安的佛教界建立了聯(lián)系，這些舉措無疑促進了敦煌佛教的發(fā)展。在歸義軍政權的大力提倡下，敦煌境內寺院林立、香火鼎盛。

　　唐五代至北宋初年，敦煌發(fā)展成為佛教都會，在社會上影響甚大。敦煌文獻S.2575《天成四年（929年）三月六日應管內外都僧統(tǒng)置方等戒壇榜》記載：“竊聞龍沙境域，憑佛法以為基。”S.4359背（2）《正月廿一日榜文》載：“敦煌一郡，本以佛法擁護。”可知，敦煌是真正意義上的“佛教都會”。

　　佛教進入中國以后，由于流傳時間極長，流傳地域至廣，漸次滲入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而佛教初傳入中國的中轉站——敦煌則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佛法通過敦煌東傳中原，而內地僧人亦通過敦煌西去取經，它是佛教進入中國的通道。它絢麗豐富的造像融匯了中外藝術之精粹，中外文明在此匯聚。它既是佛教東傳的中轉站，又是中國佛教的勝地，也是西北邊陲上的佛教都會。敦煌在我國佛教東傳中具有重要意義，是中原佛教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