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跡紙 (東漢) 現藏蘭州市博物館

　　蘭州市博物館 李周明

　　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館舉辦的“大三國志展”，吸引了眾多觀眾前來觀展。此展曾先后在日本及國內北京、深圳、蘇州等地引起觀看熱潮。展覽展期從2021年3月底至8月底，匯集了國內18個省區市、36家文博單位的160余件（套）精品文物（含一級文物30件、二級文物39件），重點展示三國時期歷史源流和三國文化的傳承發展。

　　在展出的眾多一級文物中，來自蘭州市博物館的東漢墨跡紙為初次在成都展出，關于其來歷和故事引得人們極大的興趣和廣泛關注。

　　發現過程和正式命名

　　1987年9月，蘭州市博物館工作人員對之前發現的城關區龍尾山伏龍坪東漢磚墓進行了發掘清理，它是在伏龍坪煤場基建中發現的墓葬，為夫妻合葬墓。該墓葬距地表4.7米，穹廬頂，磚室，墓門向南，有左右耳室。經專家鑒定這是一座東漢中、晚期的合葬墓。之后挖掘發現的成果較多：墓中有兩具尸骨，兩千多枚“剪輪五銖”和“東漢五銖”錢幣，白金餅一枚，銀簪一枚，漆妝奩等文物十多件，銅盆、銅壺、銅鏡等銅器六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在一塊銅鏡的鏡囊中發現了三張作為襯墊物的圓形墨跡紙張。起初，人們將之稱為“伏龍坪紙”。

　　這三塊“伏龍坪紙”被疊放在一面銅鏡中，直徑17.5厘米。出土后呈白色，紙面薄厚均勻，柔軟有韌性。為便于保護，當時做了框子，用厚玻璃將紙夾起來，再用玻璃膠將邊緣密封起來。

　　為弄清楚“伏龍坪紙”的真實身份，1988年初，蘭州市文化部門專門派遣博物館的兩位同志送紙進京，正式委托國家博物館（當時名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專家進行化驗。根據纖維結構顯微分析，其中所用的原料為麻、草和樹皮等植物纖維，強光透視背面，有明顯的簾紋；紙面較為光滑，似有二次加工的痕跡。這些記載基本與蔡倫造紙使用植物纖維的方法相同，并與有關的文獻記載相符。

　　最終經專家認定：這三塊東漢紙，很有可能就是“蔡倫紙”，這是我國考古界的一次重要發現，對研究蘭州歷史沿革，特別是對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提供了寶貴的第一手實物資料。“伏龍坪紙”的另一價值在于其中的墨書，書體介于隸、楷之間。特別是三片紙中，其中一片已霉爛，另兩片基本完好。一片霉爛多處，有墨跡60多字；一片帶有霉斑，但較為完整，有墨書40余字，可辨識者有“婦悉履……奈何當奈何……”八字。經專家判定墨跡內容為信函。

　　翻開我國的書法史，西漢及其以前留下書法的名家很少；從東漢開始，歷朝歷代的書法名家多了起來。這種歷史現象，說明便于人們用于書寫的東漢紙，為書法的發展和名家字體的傳播提供了物質的前提條件。

　　將近十年后終于塵埃落定、喜訊傳來：1996年9月6日，國家文物局將“伏龍坪東漢紙”定為國家一級文物，并正式命名為“東漢墨跡紙”。此文物現保存于蘭州市博物館。

　　東漢造紙歷史與蔡倫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我國四大發明之一的造紙術和有關蔡倫的歷史。恰好本人曾在2015年出版的《和氏璧傳》一書中，對蔡倫造紙有過一些敘述。

　　與外戚霸權相對應的就是宦官干政，說竇憲開了東漢外戚霸權的先例，那么幫助漢和帝的宦官鄭眾、蔡倫就開了東漢宦官干政的先例。蔡倫是桂陽郡（今湖南省）人，從小聰明伶俐，善于觀察思考，不幸15歲時被選中作了宦官，也就是漢明帝末年入宮，從跑腿打雜的小黃門做起，到漢章帝時升為黃門侍郎，又到漢和帝時，入宮作了皇帝的侍從，任中常侍，專門掌管宮廷飲食器物。中常侍就是出入宮廷侍從皇帝的人，東漢以前僅是虛銜，人員來源不定，東漢以后定員定編，基本由4名宦官擔任，每人俸祿接近地方大員郡守的水平2千石，待遇相當不錯。

　　再說蔡倫負責管理皇室工場，監造各種器械，他利用職務便利，經常到鄉間作坊查看，發現蠶婦繅絲飄絮后，竹簟上留下一層短毛絲絮，揭下后可以用來書寫，從而得到啟發，就收集樹皮、廢麻、破布等原料，施以銼、煮、浸、搗、抄等工藝，終于造出植物纖維紙。也就是在公元105年，蔡倫將造紙的過程和方法寫成奏章，呈報漢和帝，漢和帝大加贊賞并布令推廣，蔡倫造紙術很快得以流傳，成為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指南針、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意義重大。

　　據史書上說，漢武帝每次閱讀奏章，都由兩名大力士將竹簡穿起來的冊子抬到幾案，若是蔡倫所造的紙，不過薄薄裝訂起來的書冊即可。還有個成語“學富五車”，說的是戰國時宋國的合縱代表惠施出門講學，必帶五牛車的書，后來稱某人有學問就說“學富五車”，其實五牛車的竹簡充其量就是幾本書的內容。所以，蔡倫造紙術的發明，大大促進了社會發展。即使聰明如蔡倫者，經歷了4任幼主成長，從章帝、和帝、殤帝，再到安帝，最終卻因參與宮廷政治斗爭，而被審訊查辦，自知罪責難逃，于是自盡而亡。

　　蔡倫一生在內廷為官，先后侍奉4個幼帝，投靠兩個皇后，節節上升，身居列侯，位尊九卿，卻以慘死告終。但他在兼管尚方時，推動了手工業工藝的發展，被稱為東漢時期的科學家，因而留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