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青?朱云閣

　　近日，電影故事片《吾愛敦煌》在全國公映，迅速引發業界和觀眾的廣泛關注和好評。影片以“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以及她的前輩、同輩、后輩等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為表現對象，高度頌揚了幾代知識分子“堅守大漠、勇于擔當、甘于奉獻、開拓進取”的精神，在諸多方面實現了歷史人物傳記片的創新。

　　個體經歷融入歷史

　　影片以樊錦詩的第一人稱視角，架構起莫高窟深邃的歷史時空。樊錦詩第一人稱的獨白，娓娓道來，猶如一首散文詩，營造出深沉的意蘊。同時，主人公對于理想、事業、愛情、家庭的種種情感和選擇，包括個體的生命體驗，也深刻地融入敦煌莫高窟的歷史發展和滄桑變遷之中。樊錦詩作為女性個體，有著區別于男性的獨特觀感與認知，事業的抉擇、家庭的責任，無不顯現出女性的美學特征，體現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影片中莫高窟259窟，有一尊微笑禪定的佛像，被稱為“禪悅佛”。這尊佛像仿佛一個隱喻，不斷地閃現于樊錦詩人生的不同時期，在這些人生階段中，她經歷著生命的苦樂考驗：純真的青年，植根理想，但又伴隨著青春的寂寞，默默忍受與愛人19年的分離相思；繁忙的中年，在事業的堅守中飽含對家庭、對子女的牽掛；20世紀90年代接任敦煌研究院院長，面對市場的沖擊，她承擔著莫高窟保護研究、發展利用、傳承弘揚的重大責任，于是就有了“數字敦煌”和敦煌莫高窟考古報告的面世。

　　影片自覺地將樊錦詩個體人生與敦煌莫高窟的歷史相關聯，揭示個體對歷史應該承擔的責任，這既是一部生命個體的影像回憶錄，某種意義上，也是莫高窟歷史的“啟示錄”。

　　創新影像表達方式

　　影片在影像的美學表達上打破了紀實與劇情的界限，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作為一部人物傳記電影，《吾愛敦煌》的創作始終建立在真實的人物故事基礎上，保證了影片的紀實性底色。同時，主創人員在尊重歷史和人物真實感的基調中，進行了藝術化的審美表達，以紀實、劇情相結合的方式塑造出有血有肉的“敦煌的女兒”，達到了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的統一。

　　整部影片以樊錦詩為原型展開，對她在莫高窟的經歷進行了紀實化呈現。一方面通過樊錦詩畫外音獨白的方式，講述她1963年來到敦煌的歷史往事；另一方面，利用留存下來的有關敦煌和莫高窟文物工作者的老照片，以及紀錄片片段表現出歷史的真實。在影像的呈現上，注意寫實與抒情的相互熔鑄，達到虛實相生、情景交融的藝術效果。例如，遭遇困境的樊錦詩來到常書鴻的墓前，耳邊又回響起與老院長初遇時所受的教誨：“年輕人讓自己成為一道光吧，照耀著莫高窟，這樣的人生境界，大也，圣也。”這組聲畫蒙太奇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效果，畫面左幅是樊錦詩面向遠方眺望的特寫鏡頭，而須臾間，在畫面右幅，一幀幀老照片以滾動播放的方式表現一代代文物工作者對莫高窟的修繕、保護，在構圖和影像上實現了對歷史真實的藝術化表達。

　　除紀實的部分外，影片用劇情的方式再現了原型故事和人物細節。不少場景重現了過去科研、修復工作的艱苦環境：住土房、睡土炕，喝咸水、吃雜糧，蘸水鋼筆、繪圖紙……也有不少場景反映文物保護工作的不易：比如，樊錦詩讓出自己的房子挽留想離去的回鶻文研究專家；面對不喜歡數字點云圖、喜歡宋代文人畫的年輕同事，樊錦詩請他到家里吃魚，耐心安撫……這些情節的設定既真實又感人，也符合歷史的真實情境。影片結尾處，樊錦詩本人的出鏡完成了當下影像的融入，其扮演者陳瑾走過劇中與老彭牽手散步的橋，鏡頭切換到人物原型樊錦詩從橋上走過，影像表層傳達的是時間的更替，內里蘊含的則是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保護者的堅守與初心。隨著音樂的奏起，片尾字幕部分，扮演者陳瑾與樊錦詩同時出現在一個畫面的影像處理，實現了歷史與現實的對話，這種超時空的結構方式成為影片的一大亮點。

　　塑造莫高窟人群像

　　影片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利用群體為焦點，展現了敦煌千年歷史的壯美與厚重，同時以樊錦詩為中心，塑造出一代代為保護莫高窟作出過重要貢獻的莫高窟人群像。幾十年來，這些人來到敦煌，他們是大學生、是藝術家、是專家、是學者、是技藝精湛的匠人，也是樸實無華的工人，他們在莫高窟度過了青年、中年和老年，把一生交付給了敦煌，成為敦煌的兒女。他們是：常書鴻，他放棄了國外優越的科研和生活條件，堅守敦煌，被譽為“敦煌保護神”；段文杰，致力于敦煌莫高窟壁畫的臨摹和搶救工作，守住了敦煌的根脈；樊錦詩，致力于敦煌文物的保護和利用，以數字技術對莫高窟文物進行精準復原，實現了“數字敦煌”的重大設計和構想。還有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他們是彭金章，是李云鶴，他們默默守護著莫高窟。從這群立體的莫高窟人身上，彰顯出對歷史的堅守和文化的傳承。

　　擇一事而終一生，我心歸處是敦煌。這既是樊錦詩的人生堅持和生命智慧，也是莫高窟人的信念與執著。（本文圖片均為電影《吾愛敦煌》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