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李清凌

　　秦國及秦朝的文字，上承殷周古文字之遺韻，下啟漢以后中國通用文字之先河，是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后通行文字的正宗。秦的文獻編纂以《秦記》《呂氏春秋》為代表，奠定了中國數千年文史編纂的模式。成就斐然，影響深遠，是發源于甘肅的秦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1 秦的文字之演變

　　秦國最早使用的文字是籀（zhòu）文即大篆。它是從殷周甲骨、金文發展而來。著名的《石鼓文》和甘肅禮縣秦墓出土的秦公鐘、秦公镈，天水出土的秦公簋銘文等，都是大篆文字。它與東方列國所用的“古文”不同。秦統一六國，實行書同文即統一文字的過程中，由丞相李斯等以秦大篆為基礎，或直接取用，或略減筆畫，改大篆為小篆，作為秦朝通行的官方文字。七國時期，“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唐人顏師古注班固《漢書·王莽傳》說：《史籀篇》是周宣王太史名籀者所作。

　　漢·許慎說：“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shū）書，八曰隸書。”（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王國維先生認為戰國秦文，“其文字之什九與篆文同，其什一與籀文同。其去殷周古文較之六國文字為近。”“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則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謂之用篆文可也，謂之用籀文亦可。則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間西土之文字也?！保ㄍ鯂S《觀堂集林·史籀篇證序》）王國維的說法是有依據的；但許慎的敘述除分類標準不一外，它的歷史性貢獻，不光是讓我們看到秦文字書寫形態的多樣性，還在一定意義上說明秦朝統一文字的來歷、發展過程及其在中國文字改革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2?秦的史官制度及文獻編纂

　　秦的史官制度

　　史載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秦國“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司馬遷《史記·秦本紀》）這是秦設史官最早、最明確的記載。在這之前，秦先公的歷史事跡和在位時間，主要是以口頭流傳的形式相互傳播。

　　史載秦文公（公元前765年—公元前716年）曾“夢黃虵（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問史敦（史官名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秦文公建造鄜畤，用牛、羊、豬三牲祠祭白帝。上述前一條史料說明秦國始設史官的年代，這條史料又講秦史官名敦的人建議秦文公祠祭上帝，兩條史料表明秦國設史官的時代和事實。

　　《史記·封禪書》又載秦穆公即位后，大病一場，五日不醒。醒來后，說他夢見上帝，上帝命他幫助平息晉國的內亂。史官將這件事記載下來，藏入冊府，證明秦史官記事制度的行跡?！秴问洗呵铩とュ丁菲岬健笆范ā逼淙?，高誘注釋說：“史定，秦史?！币鉃槭范ㄊ乔貒氖饭?。又《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記載：趙惠文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趙惠文王與秦昭襄王在澠池（在今河南澠池縣西）會晤，“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這時，不甘示弱的藺相如上前說：“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愕然，最后很不樂意地敲了一下缶。藺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缶’”這是秦與趙國同樣有史官，隨從國君參加政治活動的明證。

　　司馬遷《史記·張丞相列傳》記載：張蒼在秦朝做過御史，管理四方文書，故熟悉官府圖書和上計（地方官向朝廷匯報治績的活動）。又《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這一有數十人之多的博士官，“掌通古今”，可見史官、史學在秦朝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另有，秦相李斯建議焚書的奏文中說：“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保ā妒酚洝で乇炯o》）也明白地反映出秦的史官制度。

　　秦的文獻編纂

　　秦國見于記載的史學著作，最著名的是《秦記》，它是秦的國史。若從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算起，《秦記》比孔子作《春秋》還早50年?！肚赜洝返膬热轂榍叵裙韧醯氖来魏痛笫掠洝！妒酚洝ち鶉瓯怼酚涊d：秦統一六國后，焚天下詩書，諸侯國的史籍毀壞殆盡，那是因為各諸侯國的史書記載對秦有譏諷的言辭。史書之能復見于世者，多賴私人收藏比較多，有的躲過焚書厄運。列國史書文獻多藏于宮室，又多是孤本，一把火就能將其徹底毀滅，只有《秦記》地位特殊，被保留下來。它雖記事不標日月年代，文字簡略，掛一漏萬，但對帝王世系、政治家權謀應變等的記述，頗有可取之處。司馬遷作《史記》，就曾充分采用《秦記》的資料。《史記》之《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六國年表》等都是在《秦記》的基礎上，博采《春秋》等史籍寫成。

　　《編年記》：1975年，湖北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編年記》，從五十三支簡文譯出。據介紹，它采用編年體的形式，記載秦國從昭襄王元年（公元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公元前217年）間秦國、秦朝的史事。還記載墓主喜（人名）的生平事跡。它將國史與家史合并記載，有重要的史學研究價值。

　　3 秦的其他文獻編纂

　　秦除史書以外，其他文獻編纂成果，流傳下來最有名的是《商君書》《呂氏春秋》及刻石、金文、簡牘文書等。

　　《商君書》：它是戰國后期秦國商鞅后學收集商鞅論著編輯而成。《四庫全書·商子》提要說：商鞅姓公孫氏，為秦客卿。秦孝公三年（公元前359年），商鞅勸說秦孝公變法，秦孝公接受他的建議。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實行一系列政治變革，其核心是“農戰”和“法制”。商鞅的“農戰”思想是通過行政和經濟手段，把民眾集中到農耕和為國作戰。這一做法抓住諸侯爭霸、統一天下的關鍵措施，故能有力地沖擊和摧毀舊的政治、經濟秩序，使秦的財力、兵力迅速提升，成為七國之翹楚。

　　商鞅及《商君書》提出的重武輕文，重本抑末，重變輕循，重刑輕賞，講求法制，從社會實際出發，抓住富國強兵、統一天下的關鍵措施，堅信“圣人知必然之理，必為之時勢，故為必治之政，戰必勇之民，行必聽之令。是以兵出而無敵，令行而天下服從”。（《商君書·畫策》）由于這些思想和改革措施符合社會發展的規律，故能一呼百應，行之有效，為秦統一六國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思路和藍圖。

　　《呂氏春秋》：這是戰國秦丞相呂不韋主持編纂的一部政治論文集。呂不韋，衛國濮陽（今河南濮陽縣）人，他在韓國經商致富，“家累千金”。呂不韋在邯鄲結識在趙國做人質的秦公子異人，助其繼承秦國王位，是為秦莊襄王。呂不韋由此被任命為丞相，封文信侯。秦始皇稱他為“仲父”，食邑十余萬戶。《呂氏春秋》就是他任丞相后組織編纂的。

　　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廢除傳統的世卿世祿制，獎勵耕戰，連衡諸侯，取得顯著的成績。秦孝公之后，經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王幾代人的努力，秦國經濟振興，兵力強盛，破縱連橫，而使諸侯已困，秦有余力，終致“強國請伏，弱國入朝”，成為統一戰爭潮流中的核心力量。然而從另一方面講，秦自商鞅變法后，側重武功和政治設施，而不重視思想文化建設，諸子百家在東方各國風起云涌，而在秦國則闃（qù，意為空虛）然無聞。呂不韋面對這一短板，乃從東方各國招來3000多名文士養做門客，鼓勵他們著書立說，各抒己見。于是儒、墨、道、法、陰陽、縱橫、兵、農、名家等學者紛至沓來，集聚秦國，悉心于學術研究。

　　呂不韋兼采諸家之長，編輯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余萬字的《呂覽》，后改名為《呂氏春秋》。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

　　法天地的思想——認為：“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提示統治者嚴格遵循天時、地宜和人紀的法度行事。

　　人主為政的思想——《呂氏春秋》的“十二紀”以時間為序，羅列一年十二個月順天行事的基本內容，“十二紀”分為六十一個子目；“八覽”分為六十三個子目；“六論”分為三十六個子目，全書共計一百六十篇。它廣泛、深入、系統地討論帝王的政治來由、品格、職責及為政之道。認為帝王是為天下而設的，故其品格和職責要公，要有利于天下。其為政之道提出許多原則性主張。最主要的，除法天地、隨時變外，還要保持國家思想法令統一，行孝道、納忠言，“正名審分”即循名責實、禮賢下士、善用民力。用民之道首先要愛民，順民心，從民望，一切以民為出發點和歸宿。

　　因時變法的思想——在傳統制度與現實的關系上，明確地提出“時勢異也”，要“因時變法”。不能照搬現成的法。提出立法時，對于先王的“成法”要“法其所以為法”，即學習先王針對現實立法的原則，切不可原封不動地照搬成法，食古不化。作者指出：“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向之壽民，今為殤子矣?！?/p>

　　用兵之道和止兵之術——針對當時社會流行的“偃兵”即停止用兵說，《呂氏春秋》提出“義兵”說，以糾正前說的偏頗。認為爭斗是不可避免的。自上古初民以來就有之，“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天子、君主都是從斗爭中產生。禁不住、止不了，“故古之圣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要看用兵的性質如何，而不是止不止兵的問題?！氨豢少纫?，就像水火。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绷x兵是治理天下的良藥。君主若真能興義兵，“以誅暴君,而振（拯）苦民”，百姓一定會歡呼而投向“義兵”。作者把戰爭分為正義和非正義兩大類，擁護正義戰爭，反對不義之戰，并提出以國家內部得到治理，來防止外敵的進攻，這些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重農抑商的思想——該書繼承商鞅變法的思想成果，倡導重農抑商。如《貴當》篇說：“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上農》篇說：“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慎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增加），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合），不合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這些觀點，都與商鞅的思想如出一轍。

　　《呂氏春秋》在史學上是一部典范性著作。其兼收并蓄的史學方法，服務于當世的編史目標，獨創一格的體裁形式，都為后世史家樹立樣板，引來不少模仿之作。歷史上對于其書的評價不一。漢人高誘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里也?！薄端膸烊珪偰俊问洗呵锾嵋芬部隙ǖ卣f：呂不韋固然是一個小人，但他編纂的這部書，卻比其他諸子的論說更加純正。它以儒家思想為宗旨，兼取道家和墨家學說。較多地引用儒家“六經”的文字和孔子、曾子的話。其他方面，論音樂時引用《樂記》，論鑄劍時引用《考工記》。引文雖不注明原作篇名，仍可以根據所引文字查到原作。它所引《莊子》《列子》的話，都不取其怪誕放縱、無所顧忌的內容；引用《墨子》也不取其批評儒家和有關鬼神的論述；對于縱橫家的方術，刑名家的觀點則一無涉及，可見其持論嚴謹，后世討論這部書的人，因為鄙視呂不韋的人格，故對此書的評價也不高，這不是公允的態度。

　　《呂氏春秋》不僅彌補秦諸子之學的不足，也為秦國的統一及其后的政權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思想理論、歷史經驗和政治方案。其紀、覽、論的編纂形式，在史書編寫上也是一種創新。它是秦國學術著作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個亮點。

　　刻石、金文、簡牘文獻：前述《漢書·藝文志》的秦代著述，還有《羊子》《黃公》《奏事》等。其中“《奏事》二十篇”下注：“秦時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笨梢娝ㄇ厥蓟蕱|巡刻石及其他石刻資料。

　　《不其簋銘》是秦莊公時（公元前821年—前778年）的遺物。像這樣的鼎、簋等青銅器銘文，在甘肅出土了好幾件。

　　簡牘是戰國至秦朝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湖北、四川、甘肅等地相繼發現秦簡五萬余枚。其中甘肅天水放馬灘出土的460枚秦簡尤為引人注目。考古工作者從放馬灘出土秦簡中整理出《日書》甲乙兩種和《墓主記》（又作《志怪故事》）?！度諘纷鳛楣湃诉x擇出行、做事的時日，避兇趨吉的工具書，內含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思想、民俗的重要資料。《墓主記》包含秦國官制、基層行政機構設置等資料。更有學者將其看作是中國志怪小說的濫觴。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人們整理出來的、記錄秦國人在今天甘肅地區活動的簡牘文獻其實還有很多。